烟雨缥缈香花墩
李云胜文/图

    香花墩，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不论是在古老合肥城里的凤凰桥巷，还是如今的包公祠，因为和包拯这个名字连在了一起，普通的一处风景也得以流传千古，风靡百世。诗云：念当年铁面冰心，颂清官只有先生。

香花不改旧时墩

    合肥这座巢湖岸边的古城，因为水而多了些许的灵动，香花墩就是让水绕着的。墩是当地土话，意思就是小土堆，而香花墩这个土堆却是堆积在河里的，准确说应该是河中的小洲。在小洲上漫步，随便停留在哪一处，池塘的波光就晶莹地闪了过来，冥冥中仿佛来到了江南园林，烟雨缥缈的风味端的受用不浅。
    都说盛世修志，而方志之书大多一省一城市，少有林泉美胜。但香花墩是担得起如此殊荣的，早在丙辰年（1916年），孙仲修、陶述彭就共同编修、刊印了《香花墩志》，其中的《香花墩考》对香花墩的来龙去脉有所交代。据说，在此之前，癸卯年（1903年）就有了第一本《香花墩志》，是舒成人李恩绶撰写，可惜只有手稿，尚未刊印。
    明朝崇祯时的府志记载，包公的故宅在镇淮楼西凤凰桥巷子里，那里有个读书台，是昔日包拯读书的地方，人们把那里就叫做香花墩。后来，合肥屡遭金兵入侵，可能在那时毁于战火。
    现在的香花墩按照《江南通志》的记载，在古庐州城南濠水中。所谓濠水即护城河，当时，河上小洲还没有名称，洲上有一座很小的梵宇。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庐州知府宋鉴见小洲环境幽雅，遂将小庙拆除，改建为“包公书院”，并改洲名为“香花墩”，让包公的后裔在此读书。当时的香花墩周围已经是“蒲荷数里，鱼凫上下，长桥径渡，竹树阴翳”，墩内曲桥幽径，亭台小榭，杨柳抚波。
    由此得知，在明弘治之前，这里并不叫香花墩。而把此处解释为少年包公读书的地方，更是以讹传讹了。不过，这是一个美好的想象，就像包公的形象在戏剧小说里已经程式化一样，人们总是希望他的灵魂和精神在所有与他有关的地方延续。而在香花墩这么美妙的地方，自从明弘治开始，就注定要和包公联系在一起。
   
深柳依然读书处

    冬季的香花墩，自然没有了春夏时的姹紫嫣红，但杨柳依依，微风吹拂，空气是寒冷的，目光却是暖暖的。只因置身于如此惬意的名胜，遐想故人在流芳亭里轻掩书卷，不由得悠悠做起流连此间的酣梦了。
    香花墩经过历代修葺，并改称“包公祠”。清嘉庆六年（1801年），合肥知县左辅重修，始具规模。后来太平军攻打合肥，包公祠也毁于一旦。到了清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私人筹措了白银二千八百加以重建，规模依旧，增添了东西两院。传说当祠堂落成之时，李鸿章曾写一匾额，不料中心地位已为乃兄李瀚章捷足先登，挂上“色正芒寒”的横匾。李鸿章只好另写一篇《重修包孝肃公祠记》，刻石立于祠后。
    今天我们所看到香花墩包公祠，就是那位李大人重修的，整个祠堂为一个四合院，前后几进院落，左右几道回廊，孝肃公执笏握笔端坐在那里，眉目严竣，无一丝笑痕，真的是铁面包公。真正的包公长的什么样，那时没有照相机、摄影机之类，自然难觅庐山真面目。好在祠堂里有一块石刻包公像，是晚清一位安徽学使，以包拯的画像为范本，请人临摹刻成。而那幅画像据说是包拯在开封府任上，请画家画下的真容。
    在享堂的西边有一座临河而建的小亭，名叫“流芳亭”。小亭三面临河而筑，相传是包公幼时读书之后休息玩耍的地方，这当然也是传说。但至今仍然有游人玩累了，依坐在亭内的“美人靠”上，小憩片刻，把卷阅读。

岁时薄酹荐香花

    站在香花墩上，望着这位千岁老人，每一个来到此地的人都会有所感触吧！
    都知道那口廉泉的故事，传说赃官和不肖子孙喝了这口井的水会头疼、闹肚子的。后来有一个姓臧的人来合肥任知府，他不相信廉泉的井水有这么大能耐，又想显示一下自己为官清正，便从廉泉的井中打了水，喝了一大口。说来还真应验，他立即头疼，越疼越厉害。不久，就悄悄地溜走了，不敢再在合肥为官。
    包公祠管理处的傅刘先生向我介绍说，旧时还有清心亭、直道坊，皆取包拯《书郡斋壁》诗意而名。原诗曰：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
    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
    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
    无贻来者羞。
    这首五言诗在他三十九岁出来做官时写下的，据说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一首包公的诗作。
    世事兴废，古迹多变，但香花墩却越来越人迹频至，游人如织。他们徘徊在庭院间的树荫下，默坐于亭台上的倚栏中，遥想远去的岁月，不管是求学、从商、为官，都不能不有所感触，尤其是手中握有重权的人，都会表现出仰慕之情，因为，从某种程度而言，尊崇包公就是彰显自己的为官清廉。不信，你去读读那些凭吊后留下的文字：
    凡吾辈做官，须带几分骨气；
    谒先生遗像，如亲三代典型。
    ——同治二年[1863]庐州府知府唐景皋敬题
    一笑河清，乡国旧闻传谏草；
    千秋墩在，岁时薄酹荐香花。
    ——光绪癸未[1883]七月李鸿章敬撰
    ……
    在香花墩采访，恰逢几个外国女孩驻足于“包拯历史文化长廊”，在翻译的讲解下，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金发少女是否可以读懂这位黑老包，我不得而知。但在她们略显严肃的面庞上，我还是感觉到了一丝尊敬，一缕迷惘，毕竟刚正不阿的美德是没有国界的，而宋时中国发生的故事多少有点令这几个异国女子不解。  
   

手记

    合肥这个地方因为出了个包青天而名扬天下，合肥的百姓也多自豪地称自己是包公的乡亲。和别的地方一样，可能受尽了封建官僚阶层的欺压和剥削，老百姓都盼望着能够遇到像包公那样的青天大老爷，而包公故乡的百姓犹盛。遗憾的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合肥百姓并没有享受到期盼的福荫。那个时代流传着一首民谣：
    合肥合肥，
    民瘦官肥，
    城里衙门，
    城外土匪，
    家家户户驻军队。
    在这样的日子里煎熬，百姓更加仰慕公正无私的包公了。中国的老百姓习惯把造福于他们的人当佛敬，比如关羽，比如马祖。看包公祠里的包公，竟和神像仿佛，络绎不绝的香客跪拜在蒲团上，祷告还愿，焚香礼祭。再看看包拯《家训》碑刻：“后世子孙仕官有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大气凛然，比起那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说，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有人说包公是担载着道义重量的符号，社会治理，无外乎以法、以德，包公言行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体，不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获得广泛的认同。不光是正统的渠道，《宋史》316卷专设《包拯传》，在他足迹所到之处均建立了祠堂，《河南通志》、《汴京遗迹志》、《山西通志》、《明会典》、《五礼通考》、《江南通志》等对此均有记载。而戏曲小说更是让包公的形象理想化了，他的家乡戏——庐剧，也把《锄美案》、《秦香莲》、《狸猫换太子》等当成了经典剧目，教化的力量远远盖过了正史。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任你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最终都是和普通百姓一样化为尘土。但就像一首诗说的那样，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点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我把它理解成精神。因为包公的清廉爱民和铁面无私，所以他的精神会一代代传下来，这样想来，他的故事和传说数量那么多，流播那么广，影响那么深，实为亘古一人。
    走出香花墩，我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有朝一日，包公要是不再被推崇就好了，因为那时的民风淳朴善良，那时的官场清正廉明，包拯的精神已经附着在每一个为官为民人的身上，成为一种自觉的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