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这季节，你在上海随便问个“阿拉”朋友我们现在去吃什么，那十有八、九会回答：“吃大闸蟹呀，侬现在不吃啥时吃，现在正是蟹肥黄满的时候。”
第一次吃大闸蟹是在上海五角场附近的一个小餐馆，离复旦大学不远。老板是上海一家著名饭店的退休厨师，据说还写过几本饮食小册子，肚子里的墨水不少，在申城也算是小有名气。一上来他就在我们面前摆了几套不锈钢玩意儿，有剪刀、夹、刺、榔头等。我很诧异，但又怕人说自己老土没敢问。到是那位老师傅看出了我的不解，告诉我说：“侬不晓得吧，这是吃螃蟹用的。”边说边比划给我看，连吃螃蟹也有这么多的名堂，让我不能不佩服上海人的精细。待一大盘红彤彤的螃蟹端上来时，上海朋友娴熟地精敲细剥，蘸上姜丝、香醋等佐料品尝，我也照葫芦画瓢，只是全然没有吃出滋味来。
螃蟹我以前是吃过的。小时候回乡下的姥姥家和小伙伴们玩，在田间地头还捉过，用稻草捆成一串，让大人用油炸成金黄色，蘸辣椒酱吃，也是鲜美无比。童年的歌谣也还记得，回忆起来声音脆脆的，仿佛又看见一群小伙伴赤脚走在田埂上，朗朗地喊着：螃蟹一呀爪八个……爬呀爬呀过沙河……只是家乡的螃蟹又小又瘦，只能是象嚼锅巴那样把几个细爪子嚼碎咽了，和长大后吃到的上海的大闸蟹是没法比的。
上海的大闸蟹是河蟹里的极品，个大螯肥，讲究青背白肚、金爪黄毛，最著名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至于上海的螃蟹为什么叫大闸蟹，一直是我的困惑，直到不久前在“BBS”上一位江苏的网友给了我一种说法：最早螃蟹的吃法大多油炸而食,故谓之“炸蟹”，炸与闸在上海话里发音相同，久而久之就把大炸蟹说成了大闸蟹。
说到螃蟹，让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鲁迅先生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赞美，可又使人心生疑窦，是谁这么胆大，竟敢第一个对这横行霸道的家伙下嘴。当然，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许永远也无从考证，但那次吃蟹上海老师傅说的一个故事，还是蛮有意思的：相传大禹治水时，曾派了个名叫巴解的壮士到南方开挖河道。但遇到了当地人叫作“夹人虫”的怪物的攻击，只战到东方发白,“夹人虫”才纷纷退入水中，民工被夹伤、夹死无数。后巴解想出了一个法子，叫民工在住的周围挖沟，里面灌进沸腾的开水，待“夹人虫”再次来袭时就纷纷跌入沸水沟里烫死。烫死的“夹人虫”浑身通红，散发出一股股诱人的香味。巴解闻着后，好奇地取过一只大着胆子咬一口，觉得味道鲜美无比。大伙儿见他吃得津津有味，也跟着吃起来，从此，被人畏如猛兽的害虫一下成了家喻户晓的美食。人们为了纪念巴解，在他的名字解字下面加个虫字，改称“夹人虫”为“蟹”，意即巴解为天下第一食蟹人也。
吃蟹不可无酒，在上海自然要喝黄酒了，最好是绍兴的“花雕”或“加饭”。有酒不可无诗，古往今来咏蟹的诗比比皆是，如李白的《月下独酌》：“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里对林妹妹的描写：“略一仰首微吟，提起笔来一挥，已有了一首：铁甲长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对兹佳品酬佳节，桂拂清风菊带霜。”
第二次在上海吃螃蟹，距离第一次已经是十年过去了，东道主是老家在上海打工的亲戚，几年打拼，居然在埔东开了家海鲜饭店。那天我们到时，大厅里已经是座无虚席。只见三五知己，推杯换盏，摆开了架势，人人面前堆起了小山似的蟹壳和蟹螯。上海美眉们也放下了平时的优雅，一个个赤手持蟹，轻剥轻沾，好一幅沪上吃蟹图。
蟹吃一半，亲戚告诉我，现在吃的大闸蟹并不是阳澄湖的，而是产自我们故乡安徽。见我不解，他拿过一张前不久的《新民晚报》，上面以《安徽蟹“爬“进上海》为题，介绍了安徽引进大闸蟹的种苗，邀请上海水产大学专家指导的消息，并说现在上海市场上的大闸蟹20％左右来自安徽。看到这，我心里有种躁动的感觉，在异乡吃到了故乡的螃蟹，这也算是我的另一种口福。
我又想起以前读过的鲁迅先生的一篇寓言《螃蟹》，里面写道：“老螃蟹觉得不安了，觉得全身太硬了。自己知道要蜕壳了。他跑来跑去的寻。他想寻一个窟穴，躲了身子，将石子堵了穴口，隐隐的蜕壳。他知道外面蜕壳是危险的。身子还软，要被别的螃蟹吃去的。这并非空害怕，他实在亲眼见过。他慌慌张张的走。旁边的螃蟹问他说：‘老兄，你何以这般慌？’他说：‘我要蜕壳了。’‘就在这里蜕不很好么？我还要帮你呢。’‘那可太怕人了。’‘你不怕窟穴里的别的东西，却怕我们同种么？’‘我不是怕同种。’‘那还怕什么呢？’‘就怕你要吃掉我。’”而这实在不是写螃蟹，而是写我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