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敬爱的“人民作家”巴金不久前离开了我们，据《新民晚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消息：“下午３时至４时左右，约有３０００多人参加巴老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使我联想到８月２０日新华社的一则消息：“吉林省各界群众及部分影视界人士近万人前来为高秀敏送行。”

    数字往往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它折射的是一个文学艺术家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同时，数字往往又使我们扼腕、尴尬。

    巴金老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举世公认，姑且不去历数媒体上出现的众多头衔，什么“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什么“鲁迅扶棺最后一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后一人”，单以一部历时八年完成的《随想录》就足以奠定他的文学大师地位。巴老的文字和人生与中国社会变迁息息相通，反映的是一种文化价值，更是一种不朽的精神。尽管巴老的仙逝牵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但当我看到出席追悼会人员的数字，又联想到两个月前高秀敏追悼会上人员的数字时，还是产生了无限的感慨。

    我们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了缺陷，一味地崇尚金钱、追逐明星，而放弃了文化、思想深处的行走。试看今日芸芸众生，不要说坊间里肆，就是堂堂的高等学府、学界同仁，又有多少人能够远离世俗诱惑，潜心于学问的研究！君不见媒体上到处露脸的“专家”、“学者”在为我们的厂家做产品推介，有的还冠以“学部委员”的头衔。试想，在这样一个“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氛围下，怎么能够期盼产生“诺贝尔奖”的得主。

    当然，我并不反对追星，更不反对文化现象的多元化。早在西周末年时，周太史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命题和思想理论，春秋时晏婴论“和同之异”，孔子提出“和为贵”，孟子提出“人和”的思想。我们现在提倡“和谐社会”，我的理解就是允许多种文化并存，可当追星文化成为社会主流了，那就值得我们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