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机会连续到爱达荷州和爱荷华州的田间地头和牧场深处观察美国农业，所以我用手机收听超过30个小时的传记《戈尔巴乔夫》(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2017)时，涉及到苏联农业的章节自然更专注一些。

农民的儿子、苏联边远地区长大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对体制产生根本怀疑，糟糕的农业提供了最直接、最具说服力的依据。他手头随时翻阅、插满书签的《列宁选集》中充满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论，但空洞的教条终究无法缓解物资匮乏带来的现实压力。看到农民低矮破败、被煤烟熏得漆黑的泥坯房时，他发出疑问，“人怎么可能过这样的生活？”(How is it possible, how can anyone live like that?)。1970年代他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期间，也曾在当地发起过扩大农民自留地之类的改革。成为总书记以后，他对助手说，“社会主义已经被我们搞得乱七八糟，没什么好东西剩下了。”（We’ve made a mess of socialism: nothing is left of it.”）

苏联从创建到解体一直没有解决好粮食问题，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从未带来富足，只有短缺甚至饥荒。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他拒绝彻底摒弃社会主义制度，只希望“让苏联再次伟大”。不过，从他1985年开始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间只有短短6年时间，其间刚好包括我们念大学的4年。可能受“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不健康思想的干扰，当初年轻大学生中间有不少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或许超过美国总统，不管里根还是布什。我们甚至对他周边的那些苏联领导人的名字也都很比较熟悉，比如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雅科夫列夫。

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历史上从未遭遇饥荒的国家，美国这边的农民也需要承担压力，比如剩余的粮食怎么能卖出去。这种担心在塑造国家形象和民族性格的时候，实际效果和对饥荒的忧虑显然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