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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书店就是要卖自己的书,开书店的目的就在这里,自己的书有地方卖。”80岁的老崔很自豪。我猜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曾有过办书店的梦想。我谈不上爱读书,早些年在武汉竟也相当认真地琢磨过开书店的事情。显然,只有很少人能如愿。拥有老崔这份奢侈、根本不在乎书店赢利状况的人,那就更少了。
老崔55岁的时候从当地一家矿业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经济条件相当宽裕。在退休生活中,他潜心研究墓碑小镇的历史,总共出版了34本书,平均一年一本还多。这些书涉及众多话题,地理核心却只有一个:墓碑镇。人们公认老崔是小镇最出名的地方史研究者。
我问矿工每天能挣多少钱。老崔回答,“他们工作12小时,工资3美元。”
我对100多年来美国的通货膨胀没有任何概念,不清楚3美元在当时的购买力。通过对比才能获得更准确的认识,所以我问,“那么,妓院的消费大概需要多少钱?”
老崔对这件事情显然做过相当扎实的研究,他告诉我,“这要取决于具体什么服务。”
我装作大概明白性产业运作的细节,接着问,“比如,一次?或者,一夜?”
老崔说,“从50美分开始,一直到10美元。价格由很多因素决定,比方说,女子的特殊技能。如果她特别会跳舞,价格就会很高。”
种族因素也很重要,老崔说从历史纪录看,创造最高价格纪录的是一个法国女子。
我开始为早年在此打拼的中国同胞担忧,“如果是中国女子,她们的价格应该属于比较高的那一类吧?”
我内心里在祈祷,唯愿如此,这样我会多一分自豪和骄傲。老崔告诉我,“不是,欧洲血统的女子价格最高,墨西哥来的次之,黑人很少。中国女子价格最低。”
100多年后的我要直面这段历史仍然相当不容易。试问,还能有更恶劣的种族歧视吗?但我知道这当然不是老崔的错。我尽全力掩饰住不满,问他,“为什么?”
老崔说,“原因主要是因为她们的年龄一般比较大,而且只能说广东话,几乎不会英语,完全不能和顾客交流。”
这样的说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让我接受。职场竞争之残酷,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适性。而职场取胜的法宝,从来都是年轻加上外语好,特别是英语要好。
老崔仍然感觉到了我的不满,他安慰我,“你可以关掉摄像机,我跟你说说另外一件事情。”老崔介绍,中国女子有价格很高的时候。有一阵镇上的矿工中间风传她们的解剖结构跟西方人不一样,所以大家都希望花钱看个究竟,精明的广东生意人立即提价。当然,没过多久,价格体系就恢复正常。
老崔早年参加美国海军,曾经驻扎过北平、上海和山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跟着美国军舰一起撤离青岛,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机会回中国。通过研究墓碑小镇的历史,他以一种特殊方式延续着与中国的缘份。老崔给我的工作提供了极大帮助,小镇上那些通常不允许拍摄的场所,他都一一打过招呼,所以我一路畅行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