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看到有人在新浪微博转发慕容雪村一段话：

“中国有一种人，没人为他说话，他忍；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我们周围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这样的民族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近来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就跟了一句: 人性如此，不赞成这种指责。还是把箭射向体制吧。

有博友不同意，在我后面质疑道: 并非一切可以归罪体制，劣质国民性也有解剖之必要！

我回复:  面对当下现实，还重弹劣质国民性老调，有为专制制度张目之嫌，望君三思。

这位博友从善如流，当即认同，说:  易转移，有道理，谢谢。

其实，我在这里并非出于被转移话题和目标的考虑。但觉得没有必要步步紧逼，也就打算就此罢了。

但另一位博友出来反驳:  刘先生的这条置疑感觉有点牵强，面对体制的庞大坚硬万恶之薮是该万箭齐发，面对人性的缺损，只有不置一词？

只好进一步阐释我的思考: 人性是脆弱的、可塑的，在强大坚硬、延续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下，人性变异已成为与专制制度同质性的存在。唯有制度转型，才可能让人性回归，重塑国民性。

专制环境下永远“培养”不出具现代契约精神和公共意识的公民。

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如果仍坚持改造什么劣质一国民性，什么加强道德教育，什么培养几有新人，如果有效果，那也是进一步强化了顺从听话的工具奴性。

博友回复:同意，只有打破专制的束缚才能生长出自由的花朵。但文化和价值认知的重构，一这道路太漫长了。

 我接着说:所以孟德斯鸠才说，“解放一个习惯于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族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