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报告文学，一般认为得名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而究其源头则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我认为，如果去除西方中心主义之视野，应该承认我国报告文学也是渊远源长，诗骚传统与史传传统中就埋下了报告的种子，即如杜甫的一些诗歌其实就可以称之为诗报告，已具有现代诗歌型报告文学的种种要素、形式及功能。

   真正奠定杜甫在中国诗歌史或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地位的诗歌，一般认为主要是指像《三吏》《三别》《兵车行》《北征》等等的这样一些叙事诗歌，史家称之为诗史或史诗。其实说诗史绝不同于被称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称史诗更不同于荷马之《伊里亚特》和《奥得修》，说得准确一些应该叫诗报告。“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寂寞天宝后，田园转蒿藜”、“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这些诗在开头都报告了事情发生的时间，意味着是对当下或刚刚逝去不久的现实的叙写。由于他以新闻的形式及时报告了那个年代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些重大事件，所以这类诗歌在唐代即广为流传并影响了一大批诗人的创作，元结、白居易、元稹、李贺也都是创作这类诗歌的高手。

  杜甫的这类诗报告，虽然不算太多，但千古传唱，也为现代报告文学的写作提供了诸多启示。这启示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如价值立场的选择、艺术形式的创造、文学话语的整合等等。

  报告文学应该具有公正性、批判性，这是其生命与灵魂，所以价值立场的选择或认定是报告的第一要义。任何客观都是一定价值视野中的客观，所谓中性立场、零度介入等等都是骗人的。杜甫所以被文学史称为人民的诗人或具有人民性，就在于他始终守定儒家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立场，一生都在为大众而欢喜歌哭。他当然也忠君，但在忠君与爱民的的矛盾中，他是有自己的心秤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是他的基本信条。《兵车行》批判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自京至奉先》批判朝庭的横征暴敛。尤为难得的是，在安史之乱后，他一方面同情人民的遭遇，另一方面又为了天下国家之大局而鼓励那些新婚的丈夫、无家的老兵走向前线，为国效力，这都体现了他的那种仁爱之心及可贵的价值立场。

  何为艺术，艺术是自由的形式或形式的自由，也有人把艺术称为有意味的形式，所以有意味的形式的创造或选用最为重要。有意味的形式即那些最能表现事物本质的形象，它感人至深，经得起反复的解读。杜甫“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很善于寻找、创造那些有意味的形式，诸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人生世相、暮婚晨告别而走上前线的青年男子形象、儿孙阵亡尽还依然慷慨从军的老人形象都是有意味的形式。

  文学是语言艺术，而语言只能模仿语言，所以能否将多语杂陈、众声喧哗的世界更为真实地表现出来起码应是报告文学的主要责任。杜甫的诗歌虽然都不长，但可贵的是却涌进了多种话语，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的话语，《三别》分别是新婚妻子、无家老兵及儿孙阵亡尽的老人的独白，《三吏》则是诗人与守关吏、筑城卒的对话以及石壕村老妪的哭诉。所以，杜诗的话语策略也应是留给我们的一份重要文学遗产。

（蔡世连，曲阜师大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