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一端的文学梦由来已久。我在国境线上的营房里与他第一次谋面时，他的眼神就告诉我，他有着极强的创作欲望。

那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南疆战地烽火连天。我随几位边境作仗的英雄模范到他所在团作报告，他在台下见到了我。会后，我认识了他。

伴随南溪河水奔腾不息的涛声，在一群热爱文学创作的士兵中间，四川兵向一端显得格外腼腆。他给我看他最早的作品，诗歌还是散文我记不清楚了，但是却记住了他在文字里注入的真实，记住了他对所守卫的红河岸边这片国土的深情。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思乡的故土潸然，是对脚下红土地的真诚拥抱。

家园，在穿军装的向一端笔下，不再虚幻。

家园，也确乎成为这位文学青年铭刻在心中，也不断通过文字得到证明的一个明显的关键词。

几十年光阴荏苒，我们都先后脱下了军装。却几十年不离不弃，无论我在昆明他在红河，我们的联系都因为文学这条奔流不息的河而一直绵延。

前两年，一端把一摞书稿发给我，说准备出版小说集，请我写序。我花了很长时间去读这些作品。阅读时，尤其惊叹于他在红河边地工作生活的几十年，竟然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山光水色如痴如醉，了解得如此入木三分。在将其转化成文学语言的过程中，无处不流露着他对第二故乡的情意款款。而家园，是我在读一端的中短篇小说集《歪打正着》时无数次思考、无数次聚焦的一个突出的文化符号。

尽管当时也想在“序”中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但是作者扎实的植根生活、热烈的拥抱生活的态度更折服了我，因此就果断的将视角聚集到了另外一个点。这样，也就有了《歪打正着》这部小说集“序”的题目：他把生活过成了小说。

今年春天，一端把初定稿的长篇小说《土司悲歌》给了我，希望我写序。我没有太在意，阅读的积极性不是很高。我是在初夏的日子里开始读这部作品的。13万字的篇幅不算长，但是宏大的叙事容量却显得非常饱满。初读后就有种强烈的共鸣感，这不仅仅只是一部关于个人命运的作品（在整个作品的流程中，尤其是一些情节里，都不难看到作者的生活经历痕迹）。还是一部关于民族史迹，关于社会变迁，关于边地文化，在关照历史烟云变幻的同时努力折射出人性光辉的文学作品。最为突出的，是整部作品里弥漫的强烈家园情怀，鲜明家园理念，浓郁家园意识。这些，通过主人公“我”所亲历亲见亲闻亲感的山河沧桑，人生坎坷，世间万像，淋漓尽致的呈现在读者眼前。在阅读的过程中，确乎能够触摸到岁月心跳，文明肌理。可以说，这更是一部独具云南边疆风格，焕发民族地域风味，回响时代主题旋律风韵的好书。

家园，奠定了《土司悲歌》宏大而重要的格局。在作品中，家园理念有着非常明确的指向性。由此，这部近乎史诗性文学题材的故事空间就具有了强大张力。那块被割让的国土“江外三勐”，从头到尾就是非常具象的家园标识。它左右着作品中每个人物的爱恨情仇，牵引着诸多集团的兴衰荣辱，决定和关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个中华民族成员的处境前途。这一点，是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我们，感动我们，启迪我们的原因所在。

读《土司悲歌》的过程，就是家园意识在读者脑海里逐渐清晰化具象化的过程。家园，不仅只是国土概念上的表意，而是可以通过整部作品的起伏跌宕，险象环生，云里雾里，精彩纷呈的戏剧冲突产生双向奔赴的效果的。而同样是属于本书重要特色之一的史实可信，细节丰富的文化叙事，少数民族语境，个性丰满的人物群像，都因为有意对家园的聚焦而各显风采，力透纸背。

《土司悲歌》的作者机智的抓住了一个着力点：1895 年《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墨迹未干，1600 平方公里的红土便从帝国舆图上被撕下。一端从历史的长河中掬起一捧，去透视其中能够光可鉴人、辉映历史天空的亮点。作品没有止于版图残缺的哀叹悲催，而是把这场“小割让”推到了历史前台，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扑朔迷离且又气象万千的文学氛围，力求产生让作品的脉搏与读者的心跳同频共振的效果，明确的宣示：国土可以失守，精神必须守卫，因为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家园的大写意，透过主人公的视角，通过“祭神—求学—守卫—反击”的成长历程，完成了从历史悲剧到当代精神坐标的价值提升。随著故事脉络的舒张明晰，随著小说情节的起伏跌宕，“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吟诵在红河岸边骤然响彻云天，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冲击波。我们忽然明白：对家园的坚守，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世代相继的信仰。这分明就是高悬在红土子民们头顶上的太阳。所谓“悲歌”，岂止仅仅是悲痛、悲鸣、悲哀，其实是一曲守护太阳，奔向未来，拥抱希望，实现民族大同的悲壮战歌。

由于具有了家园这条主线，在《土司悲歌》多路并进的叙事结构中，故事的起承转合就有了不易偏离的方向感。临安土司虽然始终占据着主角地位。但是在他与各色人等产生的戏剧冲突里，人物的个人生命轨迹，分别以军事、政治、家族、个人几条线索并行展开，而其间作为重要篇幅讲述的修筑人字桥、运输枪支、守卫还击、边境激战、弃守撮普铺等事件情节，则为家园的深邃外延与内涵增添了厚重的分量。

于是，家园，因为小说在语言与氛围的双重沉浸而回味无穷。地域特点鲜明，矛盾冲突叠加，特别是书中表现的哈尼族、彝族以及土司家族内部的婚姻、练兵、祭祀、毕摩等，在满足读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心理的同时，更加重了人性在权力与生存夹缝中的张力凸显。作者在叙述中刻意融入了地方语言与礼仪民俗。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战争场景；无论是土司的举止言谈，还是平民的生死攸关。多管其下，众星拱月，思路明确，游刃有余，营造出一方边地高原特色突出的背景下，故事与人物演绎出来的独特风景，演出了一幕幕精彩活剧。可以说，这种真实的画面感、强烈的代入感，为故事的推进增添了不可或缺的动力。

为了凸显家园意象，《土司悲歌》采用的叙事主脉也是围绕人物的命运反转来展开的。它突出了人性的共同点，明示了虽然民族各异，守护家园，期盼和平，追求自由解放却是不矛盾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土司头人，国民党老兵，共产党的火种，民族精神的熏陶（包括爱情、亲情），热土的灵气（包括毕摩、民间传说、山川韵律）等等，都如同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产生着灼热的温度。即使像瘴气导致的士兵病亡这样的情节，看似自然现象，也似乎透视了背后的社会原因，不失作品中的神来之笔，为拓展家园意识取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由于牢牢把握住了家园意识，《土司悲歌》在故事走向中就必不可少的渗入许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元素。让这部小说在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等领域所拓展的空间显而易见，所产生的教育与公共文化价值的叠加也不言而喻。由此，文本的社会声量得到了放大，在不经意中为边地文学叙事的可持续跨越提供了佐证。

从创作技巧上看，《土司悲歌》中的家园意识与家国情怀往往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呈现，随著故事的铺陈，既有对故土的情感依恋，也有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悲者最动人的，不是悲怆，而是悲怆之后点燃的暗夜篝火。它让我们看到： 历史可以被割让，记忆不能；制度可以终结，太阳长存。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还联想到，传统意义上的“民族题材”，仿佛已经升级到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这个宏大的命题。人们在铭记那段故土被割让的耻辱历史，在追随故事所塑造的热血人士的爱国热情的同时，是不是也获得了一次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于我们是一家人的信念的强烈熏陶呢？

从《土司悲歌》中，不难发现家园意识就是家国情怀二者的契合。长篇小说由于其宏大的篇幅、复杂的人物关系、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革命年代发生的各方面的变迁，为展现这一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叙事空间，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一些思考。

《土司悲歌》的最后篇章写得颇有冲击力，具有强烈的后劲。为96名病亡官兵送葬的场面是令人震憾的，那悬在头顶的挽联：国忧病民忧贫我辈愧生，敌未灭土未复君等胡死。分明是醒世箴言，振聋发聩的警示着站在这片国土上的人。临安土司手指不远处的崖壁坚定的说：刻下四个字“抗日必胜”！说出了所以国人的心声，让土司的形象不再畏缩不再胆怯。“我”眺望苍穹，一道光芒正在撕开一片乌云，光芒既动人，又明亮。这不就是我们共同守护的家园的太阳？这不就是能够给家国带来希望和未来的精神坐标吗？ 

                    2025年 8月15日写于昆明洛龙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