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环保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焦点话题，老百姓耳濡目染也都熟悉了一些环保专业词汇，可为什么“民生指数”显示的公众“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两项指标不及格呢，这警钟为谁而敲响？

公众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却缺少参与环保的自觉，这真是一个很让人费解的悖论。

究其原因是由于缺乏公众环保权利可操作的法律保障，导致公众参与环保的成本很高，加上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不足，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权力干涉，很多环保诉讼的结果都不容乐观，这都直接导致公众的环保信心不足，这些或许才是所谓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不及格”的真正原因。

公众在潜意识当中，仍然认为环保“是政府的事”，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事”。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虽然在环保问题上责无旁贷，而且中央也早已提出了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然而许多地方政府仍然把GDP的不断增长作为头等大事。这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赛中，竞相给投资商开出了包含有降低环保标准的各种优惠条件，知道一点制度经济学的人都明白，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要走出来并非易事。

原因是要找，但即使找上几个月也不会找完。公众“环保意识”不及格这残酷的现实摆在国人面前，不及格就需补课，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简单常识，那我们现在又该为谁来补课？

环保意识这个指标不仅应该考量公众对环保的认识、理解和主动参与环保的自觉程度，同样应该考虑到环保现实状态对公众的心理影响。因为公众主观上的环保意识是否能够表现出来，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具体来说，即使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广为公众接受，公众主观上也很支持环保，但是如果公众感受不到社会大环境对环保的重视，看不到政府在环保上的努力，也找不到参与环保的方式和途径，那么他们良好的环保意识也必然被慢慢“同化”，表现为只关心个人权益而不是公共环保，表现为等待政府先行而不是现在就从个人做起。

因此，公众“环保意识”不及格谁该“补课”这一问题已显现，那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应该“补课”。至于从那“补课”，不妨从下面去进行：

一是保障公民环保知情权利。说到公众环保知情权利，不得不说去年2月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管理办法》。这个制度的出台，证明公众参与环保监督和表达权利诉求的法定程序是存在的，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如何落实好这个办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法律保障。例如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有关项目，非经公众听证和监督不予立项，对民间组织参与环保应该在法律上给与明确地位并积极鼓励等等。

二是落实媒体监督的权利。从目前一些著名的环境问题解决案例来看，媒体的及时报道和揭露真相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圆明园覆膜事件，《无极》、《大旗》剧组毁景事件等等，媒体的功劳不可抹煞。不过这些依然只是一些个案，如果在环保法律制度中对媒体监督权利做足文章，让媒体对环境问题的报道权利有一个长效法律保障，相信媒体对环保的“关注热度”不会消退。

三是强调公益诉讼的国家立法。这一点深圳已经做出了尝试，继《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之后，深圳新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环保条例》），已经从去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环保条例》规定当重大环境污染损害了单位或者个人的民事权益时，检察机关可支持受损害单位或个人向法院起诉，这成为深圳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的初步立法探索（《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7月28日报道），如果公益诉讼权利从地方性立法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效果就会大不一样。

只有从法律层面保障公民的环保知情、监督、诉讼权利，才能真正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和积极参与环保的行为。一旦政府把这些“课程”补好了，公众参与环保的信心就会增强了，到那时就不必担心公众环保意识“不及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