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茁中山王篆书千字文》序

    说来已是去年10月份以前的事情了。门下一学生偕同一位面目清秀、气质文静的女孩子名叫王茁的，曾两次来寒舍一坐，这样也就认识了王茁。通过学生的介绍和王茁自述，对王茁的身世、学历以及学书情况，便有了一点了解，还谈不上深刻的了解。
    王茁学书，眼下是以篆书见长。其取法对象很奇特，乃是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的娟秀挺拔极富装饰意味的“三器”（方壶、圆鼎和圆壶）铭文入手，朝夕临摹，精心钻研，优游涵泳，独有所得。2011年，王茁以中山王器文字样创作的《千字文》作品，一举荣获第十届国展大奖；此后，又以同样风貌的作品在中国书协主办的专项展和广西省展上多次入展或获奖。“才女王茁”之名，于是乎很快便不胫而走，远近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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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茁之脱颖而出，盖非偶然。
    王茁出生于广西钦州。钦州是古坭兴陶（又名紫泥陶）原产地，与江苏宜兴紫砂陶、四川荣昌陶和云南建水陶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坭兴陶，陶质坚细，在上面刻字刻画，效果很好。王茁的父亲王兆儒先生是首批坭兴陶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之一；善书法，还是钦州书协主席。王茁自幼受家庭熏陶，熟悉制陶工艺和陶上写刻技艺。陶上写刻技艺，是一项非常精细的活，也是很适合女孩子做的活。这种训练，对王茁学书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换句话说，即在王茁潜意识里，早就撒下了学书尚精美的种子。此其一。
    其二是天性所近。中山王器文书风，用今天的话说，好比肌肤充盈亭亭玉立的靓女或面如傅粉风度翩翩的高挑帅哥。王茁之青睐于斯者，当是缘于其作为女性的天性柔美之所近。王茁不刻意扭曲自己，而是通过对“三器”铭文的潜心研习，一任天性之自然流露。学“三器”铭文书法，很对王茁口味，一路下来，顺理成章，也可以说是王茁非常明智的抉择。
    其三是王茁于取法中山王“三器”铭文上，真正下了大力气，可以“用功专一”概之，我重点要说是这一块。
    王茁获奖以后，写过一篇题为《浅探战国中山王金文书法创作》的文章，发表于《书法报》（2014年1月15日）上。文章重点谈了她临写中山王“三器”铭文并运用于创作的心得体会，兼及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涉猎等。
    据考古资料显示，自1974年11月至1978年6月，河北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汲村发现古中山国最后都城灵寿遗址，并在城址内外先后发掘墓葬30余处（其中6号大墓为中山王墓），出土文物19000余件。据著名考古专家张守中《中山王器文字编》（中华书局，1981）统计，中山王墓群出土有铭器物共118件，总2458字，不重复单字505个，合文13，存疑19。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器”铭文——方壶40行450字；圆鼎77行469字；圆壶59行182字；合计1101字。“三器”铭文篆书是铸后镌刻上去的，有人说是直接凑刀而成。我们看“三器”铭文行列及通篇安排都非常整齐完美，或许可以推知篆刻前必作了精心的设计，先写后刻，也未可知。其中圆壶铭文前后字形有异，但刀法一致，亦未必出于二人之手。
    王茁首先是专心临摹此“三器”千余字铭文。临摹主要是抓器文结字（体势）特点，抓笔画（用刀）特点；还要体味如何把刀刻笔画用毛笔表现出来。
    可贵的是，王茁善于动脑子，把“三器”篆书给临活了。临写当中，王茁按照自己的想法（古人叫“匠心独运”），对“三器”篆书作了适当的艺术加工。如结字，“三器”篆书体势修长，成列的字，长度相仿，但宽窄不一。王茁则将字形大体框定为长宽3:1或4:1；这样用到创作中，就使通篇的字更加整饬。“三器”篆书共千余字，不重复单字虽不足500个，但重复的字往往写法不同，这对书法家是很有用的，王茁注意到了，并能灵活运用于创作之中。再如“三器”篆书笔画细劲挺拔，婉转多姿。短横两端齐整，有圆有方；其余弧形圆转的笔画和竖长笔画（包括“方”、“宗”等上边有点的字），入笔出笔一般多出尖，王茁能准确把握中锋用笔，故点画遒劲流畅，干净利落，颇有古人所讲的“沉着痛快”之致。她有时把短横笔画处理成两头都出尖，感觉也好。
    然而真要用“三器”篆书字样进行创作，仅凭“三器”上那点字，显然不够用，怎么办呢？王茁的办法是参照清代扬沂孙、邓石如、吴大澂诸篆书大家折中大小二篆而自出机杼的成功经验，由“三器”篆书拓展开来，取法视野遂大为广阔。
    大小二篆是一个大的概念，是汉字生发演变的早期形态，学术界通称之为古文字。手头有一本已故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成书于1935年）。唐先生按时代和地域，将古文字划分为四大系统：
    1、殷商系文字；
    2、两周系文字（自注：止于春秋末）；
    3、六国系文字；
    4、秦系文字。
    这个分类法，今天大概还适用。
    殷商系文字，主要是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即所谓甲骨文。两周系文字，主要是青铜器铭文，即所谓金文。六国系文字，很复杂，盖指战国时代燕、韩、赵、魏、齐、楚六国及宋、卫、中山等国文字。有字器物有铜器、陶器、鉩印、兵器、瓦当、封泥、货币、简牍等。中山王器文字，学术界普遍认为属于所谓“三晋”文字系统。“三晋”是指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后乃与齐、楚、秦、燕并称“战国七雄”。中山国疆域接近地处中原的韩、赵、魏三国，文化（包括文字）上自然会受到三国的影响。秦系文字，大体分两块：一是秦国文字，有字器物与上述六国相仿，但多出一项石刻（如《石鼓文》、《诅楚文》等）；二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六国文字而以秦文为基础制定的全国通行的文字——小篆（以汉许慎《说文解字》保留最多）。这一时期还有秦始皇出巡纪功刻石（如《泰山》、《琅琊》诸刻）以及诏版、权量等。
    综上可以想见，古文字涵盖面之广，其数量之钜，更堪称汪洋大海。对古文字的蒐集整理和研究，滥觞于周秦，兴起于两汉（代表著作为《说文解字》），宋代是一高峰，清代又是一高峰，到近现代由于考古出土文物极丰，更是蔚为大观了。古时候研究古文字形、音、义的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是包含在“经部•小学”内的，如今则成了一门大学科叫古文字学。写篆书的，不消说应当具备相当的古文字学修养，能做到比较的精通更好；不写篆书的，也要了解古文字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写篆书的，要书之有据，当然关注更多的是具体用字。好在今天从殷商、两周、六国到秦的种种古器物上的文字，已经有人整理出版了，或综合或专项的古文字字典、汇编之类的许多工具书(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这就为人们识别古文字、书写古文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王茁现在是专攻中山王“三器”铭文书法，创作中遇到“三器”铭文之外字，王茁提到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主要依靠工具书，查找出相应的字，将其结构置换成“三器”铭文的体势，她称之为“借形”。二也是主要依靠工具书，充分利用通假字，置换办法同上，她称之为“替字”（汉字通假极纷繁，可参《故训汇繤》。创作中使用通假字，最好在落款中注明）。
    关于“借形”，王茁取字原则是：先从跟“三器”文字系统相近的战国“三晋”（韩、赵、魏）文字和“春秋五霸”时期的晋国文字（如《侯马盟书》等）里头去找，其次是殷商（甲骨文）、两周（主要是金文）和战国燕、楚、齐文字，最后是小篆。这个先近后远、先古后今的取字理念，是很好的。
    中山王墓考古发掘公布以后，“三器”上那非常精美的铭文书法，很快引起书法界攻篆者的重视。最先以“三器”铭文风格入书而成就卓著者，是已故著名书家学者徐无闻先生。后起作者，现已不少，王茁出道虽晚，但应当算是其中的姣姣者。
    王茁除写字之外，已是著名紫砂陶工艺美术大师鲍志强先生门下弟子。王茁钟爱家乡的坭兴陶，能亲手设计器型并在上面刻字。过去的坭兴陶艺人刻字都用楷书；王兆儒先生首创施以金文；王茁乃以其善长的中山王“三器”金文施之。2012年，王茁的“清莲瓶”（上刻周敦颐《爱莲说》全文），荣获广西工艺美术大师坭兴陶精品创作工程金奖，广受好评。
    下面再说点希望的话。
    常言谓：“艺无止境”。因此我有一观点，就是现在写字的，大家都面临着一个不断调整的大课题。调整，当然是要朝好的方向调整。这就关系到字内功和字外功的问题了。
    字内功，是书家的看家本领，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概括来说，我以为字内功主要是着意锻炼并不断加强，在守法前提下的结字、用笔、用墨乃至布局形式上的综合变通能力。能力出办法。你的综合变通能力越强，那么你的书写创作办法就越多。还有，就是要特别关注细节，处处讲究，又很自然灵动。别人忽视的一些非常细微的地方，你注意到了，你就高人一筹。
    针对王茁的中山王篆书，确实写得不错了，然而仍须继续锤炼。关于书风熔铸，我意可如李清照的词、管道升的画那样，既保持婉约而精致，又要往雍容典雅的大气方向发展，当更为理想。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扎实做到一步一步地增进，无疑是王茁所面对的很实际的问题。
    再者，中山王篆书是王茁很强的一手，而楷书（包括小楷）、行草书，却相对要弱了一些。这大抵也在调整之列。欠缺的东西，要及时弥补，因为有用。一件作品，正文写中山王篆，落款就要用到楷书或行楷了，写得不到位，跟正文不相匹配，则必使作品减色的。
    书法作品的精神内涵和艺术品味（境界），严格说，单靠书写技能是解决不了的，这就要倚重丰厚的字外功来做支撑了。读书是字外功中一大块。王茁读的书不少了，不然拿不到双硕士学位。读书也是无止境的，书读的越多越好。即就写中山王篆而言，光是死劲练字不够，还须了解战国中山国的历史文化。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战国中山国史研究述要》，列出很多研究者的论文和专著；又见华东师大王颖的博士论文《战国中山国文字研究》，提出新观点，认为中山国文字是独立于“三晋”文字之外的文字。还有专著台湾林宏明《战国中山国文字研究》和何艳杰等《鲜虞中山国史》等。对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倘能抽出些时间，即便是浏览也好，实际并不耽误写字，还能从中汲取不少有益的知识，何乐而不为呢？
    王茁以中山王篆精心书写了一本《千字文》，嘱我题籖并作序。由于古文字学知识积累不足，思路也一时理不太清楚，故自去年10月迁延至今，才勉强凑成这么一篇精篆者或许视为常识的杂拌，很粗糙；未必能说到点子上，还请王茁见谅，至于贻笑大方，那就活该自受了。
                             张荣庆
                         2014年6月21日
                          定稿于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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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战国中山王金文书法创作
（刊于《书法报》2014年1月15日第27版整版）
王 茁

    清代金石家、书法家杨沂孙在其所撰的《在昔篇》中提出创见认为，篆书创作要超越前人的成就，必须在小篆的基础上参考金文大篆。如我们所知，折中大小二篆，是杨沂孙、邓石如、吴大澂等清代篆书大家的成功经验。在广博的文字学知识支撑下，1883年吴大澂编著了《说文古籀补》，他还以大篆书写出多达1799字的《孝经》，及11705字的《论语》。这两部古文字书法的煌煌巨著成为后来许多书家作为篆书创作的参考依据，在近年全国展赛的作品中也常常可觅得其衍行的影踪。笔者于2012年创作中山王《孝经》全文时也于吴大澂先生的篆书《孝经》得益不少。
    《中山王》金文可辨识字例仅存400多字，作为战国金文的一个品类，采用其进行创作时旁涉博取相近时期的战国文字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
    一、战国金文书法艺术风格浅析
    （一）战国金文艺术风格
    金文最早出现于商代早期，殷周之际最盛。至春秋时期，各国金文风格渐异，延至战国时期，各国间言不同音、字不同形的状况越演越烈，金文风格千姿百态，蔚为大观。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刻铸方法、书法艺术等方面较之殷周金文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时代相近的文字，在字形结构上，战国晚期的简帛文字亦可作为中山王金文创作之借鉴。
    战国金文是上承殷周、下启秦汉的过渡性文字。目前学者在研究战国文字时主要以地域为界限，将结构和风格相接近的国家文字划分体系，分为晋、齐、燕、楚、秦等五系。其中，晋系文字以韩、赵、魏为主，中山王金文即属于该系，此外还包括及两周、郑、卫等小国的文字，虽然地域宽广、国别众多，但晋系金文总体风格基本一致，字体具有颀长工丽，笔画细劲秀逸的中原风貌。例如“信”字作“ ”的字形，可见于魏国的信安君鼎、梁上官鼎和中山王方壶等。齐系文字以齐为中心，包括鲁、莒、祝等小国，文字颇具凝重沉厚的东方特色。燕系文字因燕国偏安于北方，战事较少，局势相对稳定，因而呈现峻整的北方风格。楚系文字以楚国为中心，包括吴、越、徐、蔡、宋及曾等其它小国，其文字具有修长诘曲、装饰性强的特点，然战国晚期的楚国铭文文字风格与早期迥异，平扁欹斜，书写委靡粗率。秦系文字则比东方各国文字更多地继承了西周晚期金文的遗风。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减省简化，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各系文字形体结构相异之中又有相合，如“平”字，燕为“ ”，晋为“ ”，此为相合，“冶”字，齐为“ ”，晋为“ ”，此为相异。在铸制方式方面，齐系的兵器铭文多为铸造，晋系则多为刻划。铸者结体宽博、运笔粗犷；刻者则结体散逸、运笔细劲。
    （二）战国中山王金文特色
    战国中山王金文属于晋系文字。1977年在河北平山出土了战国时期中山王国的三件有铭铜器。中山王三器包括大鼎、方壶及圆壶，其上铭文主要为契刻篆书，字形体态修长、婀娜摇曳、纤劲遒美、精丽潇洒，风格特异，契刻者用刀果敢利落，结体得心应手，线条灵活多变，通篇文字犹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中山王篆书可谓战国晚期金文书法艺术的杰出之作、中国古文字的精品奇葩。
    据张守中先生统计，1977年于中山王墓出土的有铭器物共118件，《中山王厝器文字编》收录2458字，不重复单字505个，合文13例，存疑19字。仔细观察中山王圆壶金文拓片可见，圆壶的前22行刻写风格与后部分差异明显，前22行用刀犹豫、结构松散，后部分则用刀劲利果断、体势潇洒、笔画遒丽。似乎前刻者水平不佳而换后来者继刻之，或从侧面说明当时的书法艺术审美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及要求。
    二、中山王金文创作宜注意的问题
    （一）规划空间
    中山王金文是属于工整秀逸风格的书法，在规划作品空间的时候，要注意总体布局疏朗、匀衡，结字张驰有度，笔画之间极疏与极密巧妙运用。字的外形宽高比例基本上为1：3，这个比例能将中山王金文修长飘逸的体态表现得恰到好处。
    （二）创作工具
    中山王金文作品创作宜使用长锋的狼毫、貂毫，易于表现其遒劲的线条韧性。纸张宜采用全熟或半生熟性质的泥金、泥银、粉彩等，避免书写速度慢时造成洇墨而害其静秀。用墨宜浓稠，即使线条纤细也能显其厚重，以期纤而不弱、柔中见刚。配印宜用工雅的朱文印，若用粗犷写意之印配之则作品坏于“蝼穴”了。
    （三）文字选用
    因中山王金文可辨识字例不足500字，成为以中山王金文进行创作的巨大障碍。故在选字上宜注意以下方面：
     1、选字的艺术取向
    选用字形宜大胆而谨慎。战国时期各国同一个字往往有很多种写法，文字偏旁常常左右无别，因而文字书写灵活，结构变化多样，产生了很多异体字。这种现象一方面造成了观赏者的释读困难，另一方面却又丰富了作品的趣味，运用得好，可使整幅作品参差灵动。因此，在选用字形的时候，宜在以中山王篆文字为根本的基础上，旁涉博取近时期的各国文字，甚至上溯殷周金文、甲骨书契。作者同时需具备一定的文字学知识，不能犯以“ ”当“（头）发”、以“ ”作“（公）里”的谬误。
    2、无字例选字
    需要使用中山王金文字例中所没有的字时，只能在符合文字发展规律及约定俗成习惯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变通，万不可任意杜撰。通常有如下3种方法：
    ①借形。从其它文字材料中借用字形结构，以中山王笔法写出。
    这个方法是最可靠的。至于如何借形，为了最大可能地保持字形艺术风格与中山王金文的风格相近，或许可由范围从小及大、时序由远至近的路线：“中山王金文”（根基）→“晋系文字”→战国古文→先秦文字→回归小篆。这条路线的第一原则是风格相近，第二原则是先古后今。根据本文第一部分对战国金文风格的分析，中山王金文作为战国晋系文字，其所没有的字例，首先考虑从晋系文字中选取，晋系文字也没有的，扩大考虑从战国古文中选取，战国古文也没有的，上溯殷周金文、甲骨书契等先秦文字，以上都没有的，最后才参考小篆。采用借形的方法，绝大部分的创作用字可以得到解决。
    ②替字。包括以形、义、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原字，亦即通假。
    战国时期除“文字异形”外还存在“言语异声”，造成文字通假频率相当高。例如以“胃”替“畏”，以“轨”替“簋”等。中山王方壶的450个字当中，假借字（包括异体字）就有70多个，约占了全文的15%。通假方式变化多端而以音为主，其中借用本字（亦称字根）是常用法，例如可以用“隹”替“惟”，用“乍”替“作”，用“工”替“红”、用“干”替“岸”等等。东汉郑玄在《经典释义.序》中指出“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可见，利用古音学知识来进行“替字”是借鉴使用古文字的一个途径，但当代很多文字的读音与古音相去甚远，当慎用。关于通假方法的使用，可参考周盈科先生编著、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通假字手册》和王福厂先生撰原稿、韩登安先生校录、西泠印社出版的《作篆通假校补》。
    ③组构。此法为最不安全的险招，稍微不当就会造成篆法错误的硬伤。
    我们将中山王金文文字与战国时期其他国家之文字相比较时,可以归纳出其构形特点为附加义符、增加声符、形近互作以及类化、选择不同构件造字、附加饰笔等。了解了中山王金文的构字基本法则之后，可以尝试用小篆的结构，将中山王金文的部首组合起来成字。有宋以来不少书家、篆刻家常常运用此法组构古文字。例如，邓石如的金文书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雄”、“想”等字就是用金文偏旁组合而成的。然而这个方法很容易造成篆法错误，不具备相当的古文字研究功底者，不建议采用此法。
    三、中山王金文创作参考文字材料举例
    （一）出土战国时期文物上的文字
    1、战国晋系文字。中山王文字作为战国的晋系文字，于 1977年出土，其中中山王三器，包括方壶450字，大鼎77行469字，圆壶204字。张守中先生著有《中山王厝器文字编》，是创作中山王金文书法的必备工具。其余出土的可作参考的大宗文字材料有山西侯马出土的5000余件盟书（石器文字），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有《侯马盟书》字表。对于整个晋系文字体系，汤志彪先生撰有《三晋文字编》，可作为参考工具。
    2、战国楚系文字。楚系文字亦有大宗出土，例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有铭青铜礼器及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竹简，此外还有望山竹简、天星观竹简、包山竹简、郭店竹简、上博竹简，等等。其中郭店楚简有字简730枚，共计12072字，目前所出土的楚简文字数量已堪称战国文字之冠。张守中先生主编的《郭店楚简文字编》及《包山楚简文字编》是查阅战国楚文字的利器。
    3、秦系文字。秦系文字在战国时期的表现主要以量器和兵器铭文为主，各种诏版、石鼓文、诅楚文、秦骃玉版等石刻文字均可作参考。此外，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虽已是秦隶萌芽，亦可以兹借鉴。
    其它系别的出土文物文字材料较少，暂不作介绍。
    （二）传世的战国文字
    除了出土的战国文物上的文字资料之外，自古流传至今的一批传钞“古文”亦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参考。
    1、《说文解字》。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保存有500多个古文字，经考证乃战国文字，因而可为中山王金文书法创作的重要参考之一。
    2、三体石经。三体石经乃魏曹芳正始年间刊立的“古文经”石经，供学者摹写观览，因以古文、小篆、隶书3种字体刻写，故称“三体石经”。据考，石经的内容是据孔子壁中书内的古文经转抄上石的。清末以来，在洛阳、西安附近陆续出土石经残石，1949年以后也有零星发现，据统计，目前发现的石经字数汰其重复者约有400多字。石经中的古文字形不少与中山王金文吻合，例如：“中”字的形体，石经古文为“ ”，中山王金文为“ ”；“后”字的形体，石经古文为“ ”，中山王金文为“ ”等等。
    3、《汗简》及《古文四声韵》。北宋郭忠恕编《汗简》，以收集到的残存古文经、古佚书、《说文》古文、三体石经等古文传抄材料的字形熔为一炉，计2961字。其援引各类古书及碑刻共71种，其中95%的来源已散佚不可查实。相对于《汗简》，北宋夏竦在其基础上辑成的《古文四声韵》，搜集到的古文字形更广，达9000余字。但元代金石家吾丘衍认为“韵内所载字，多云某人集字，初无出处，不可遂据信”。因它们搜罗的古文字形来源多头、泛滥无方，难免有伪讹之嫌，历来文字学家对此二者多有非议，因此书法爱好者在引据其中的字形时需多加考证。
    其余，还有唐以前用“古文”字体镌刻的碑文，如唐《碧落碑》等可作参考。
    （三）主要工具书
    这里主要介绍笔者自己常用的3种工具书，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编撰的实用工具，文中亦有提及，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1、《金文常用字典》，陈初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
    2、《古文字类编》（增订本），高明、涂白奎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第1次版；
    3、《金文编》容庚编著，中华书局，1985年7月第1版。
    战国中山王金文书法艺术博大精深，笔者仅以自身浅识试探索解决其书法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可谓管中窥豹，鄙陋之处还求方家指正。

                 （来源：中国书画艺术精品网 www.cq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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