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准确地描述出1000年前葫芦岛的景象，历史的沧桑已经冲刷掉太多古老的印记，让我们有时只能面对残砖碎瓦来感慨历史的浩瀚。辽朝、金朝，是中国北方大地上先后兴起的两个兴盛的朝代，曾经创造出绚烂多彩的辽文化、金文化、契丹文化、女真文化、游牧文化、骑射文化……然而，面对中原文明的碰撞，辽金文明最终消融了，甚至隐藏得难觅影踪。今天的人们，在拣选那些散落的历史碎片时才发现，原来辽金王朝竟离我们这样遥远，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众多的谜团。

一千年前曾经繁华一时的安昌古城，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谜。缺少文字资料可查、鲜有文物古迹作证，安昌城，你究竟身在何方？

11月19日，沐浴着冬日的暖阳，我们踏上了寻找安昌古城之路。我们要找寻的，是葫芦岛地区辽金时期城市文明的标本，尽管文物专家们提醒说，这种寻觅很可能是徒劳。

从连山区钢屯镇沿公路向北行进2公里，南票区暖池塘镇安昌岘村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不用村民的指引，很容易就能看到矗立于村东一座小山上的古塔，这便是着名的安昌岘塔。

安昌岘塔是葫芦岛境内现存的七座古塔之一。该塔修建于盛行修塔的辽代，金天德三年（1151年）重修。重修后，在塔旁边立有一块石碑，如果不细心通读碑文，很容易被石碑上所刻的金代年号所误导。安昌岘塔为青砖砌筑，为八角实心密檐式，现存高度为17.14米。该塔为石砌基台，基台束腰部分原有砖雕，经过风化和人为破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砖雕只有少量残存。十几年前的一次修缮中，塔的基台增加青砖加固，当年的砖雕从此无从寻觅。

安昌岘塔建筑艺术精湛，塔身八角各有圆形砖柱，东、西、南、北四面有拱形龛门，门上有“宝盖飞天”浮雕。塔身其它四面，各雕有两个胁侍，其形态脚蹬莲瓣、身披袈裟、双手合十，可谓惟妙惟肖。遗憾的是这些石雕胁侍的头部均残失，使我们无法欣赏其面部表情的雕刻工艺。安昌岘塔的塔檐为七层，在建筑上从下向上逐层内收，每层之间都有一段较短的塔身。塔的顶部残存刹座，其它如刹干、相轮等均已无存。

安昌岘塔地处小山之巅，历经一千年左右的风雨变迁，能保存到这样程度已属不易。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塔基是建立在石质小山之上，经年累月的风化，使得一些塔砖脱落，塔的主体也向东南方倾斜10度左右，已经被文物部门诊断为“斜塔”。

提起斜塔，我们会很自然联想到绥中县境内的前卫歪塔，前卫歪塔的倾斜度虽然略高于安昌岘塔，但由于前卫歪塔“身材”矮小，所以有惊无险。相比之下，高度是前卫歪塔近乎两倍的安昌岘塔看上去着实让人有些担忧，近年来文物部门多次采取对塔基的加固措施，保证了此塔能够正常迎候游客观赏，现在该塔已经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距塔基西南方不到2米的地方立着那块金代重新修塔时刻写的石碑，石碑全名为《锦州安昌县永和村东讲院重修舍利碑铭并序》，不知何时石碑断为两截，现已经文物部门粘合。石碑几经沧桑，虽然文字已经残损，但修塔的时间和主要经过仍可以辨认。石碑的碑座是一个石雕，即民间俗称的“王八驮石碑”，此==的头部已经无存，所幸其它部位保存比较完好。

很多年来，人们习惯把安昌岘塔称为安昌岘舍利塔，很多旅游宣传资料也沿袭此说。事实上，在800多年前的那块石碑碑文中已经透露出很多信息，在塔的下面地宫中的确曾埋藏有九颗舍利，但究竟是谁的舍利已经无从考证。遗憾的是塔的地宫在古代即遭厄运，舍利等珍贵物品早已不翼而飞。

破解石碑上的文字信息还能发现，辽金时期这个地方的确切地名是：“锦州安昌县永和村”，当时的行政建制州下辖县，县直辖村，这些都无可非议。锦州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州开始，1000多年来行政中心没有太大的变化，据考证辽朝的锦州城就在今天的锦州市区范围内。而安昌县又在哪里呢？

安昌县，是辽金时期锦州下辖的两个县之一。据《辽史地理志》记载：“锦州，本汉辽东无虑县，太祖以汉俘建州。有大胡僧山、小胡僧山、大查牙山、小查牙山、淘河岛。统县二：永乐县、安昌县。”

可见，当时的锦州地域范围要比今天小得多，这里的大胡僧山、小胡僧山即是今天我市境内的大虹螺山、小虹螺山，大查牙山、小查牙山经专家考证确定为大笔架山、小笔架山。永乐县据考证距离锦州市区不远，具体城址位置尚无定论，而安昌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无疑应位于葫芦岛境内。采访安昌岘村的数十位村民，他们都称自己的祖先是山东、河南等地闯关东落户这里的，从时间上上溯最多不过三四百年，很显然与千年前辽金时期安昌县的“原住民”贴不上边。而安昌岘塔旁边的那块碑文已很显然揭示出，这里原本是安昌县的永和村，也就是说，县城应该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又一个疑窦萌生出来，既然真正的安昌古城离古塔还有一段路程，这里的居民又经历过战乱、变迁等原因的迁徙流动，那么，安昌岘这个谐音地名为何保存延续至今呢？

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辽金时期，在安昌岘塔和其周边的区域曾兴起过比较繁华的文明，这里依山傍水，是当时辽西居民的聚居地之一，也曾经有过兴盛一时的佛教文化，在塔的附近还应该存在一个叫“东讲院”的讲经说法的宗教场所，从石碑碑文里还可以看出这个古塔和其附近的“东讲院”曾经吸引了达官显贵前来驻足，足可见其影响力。后来，由于战乱等原因，特别是蒙古人统治以后对原有城市布局的改变，这里的城市文明最终走向衰亡，最后演变为一片农田。明朝以后，特别是清朝中期的大规模移民，这里又成为开垦田荒的地方，于是，陆续有农户又迁到这里定居，他们也许是听说或是看到了石碑碑文，知道这里曾经是安昌县的管辖地，于是为自己的村落取名“安昌县”，民国时期规范地名，为避免和锦西县的“县”雷同，这里又取谐音改地名为“安昌岘”。

一个旁证是，在兴城白塔乡境内有一个村屯，当地百姓直到解放前还把村名称作“兴水县”，其实历史上那里根本没有过县城。既然安昌岘塔附近的区域曾经是安昌县的永和村，那么安昌县城距这里也应该不会太远。辽金时期的城市多依水而建，今天的安昌岘村很显然在女儿河流域，而历史上的安昌县城，也应该在这条河流附近。

也许是昔日的城市文明消失得过于无影无踪，也许是历史在和人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近年来的多次考古发掘、文物普查，始终没能找到辽金时期安昌县城的准确地点。有的学者认为安昌古城可能在今天的虹螺岘一带，也有人认为很可能就在安昌岘塔周边不到5公里的范围内。

正像辽代的兴城县城一样，究竟在今天的兴城市曹庄镇四城子村，抑或是红崖乡古城子村，还是在菊花岛上，至今学者们仍持有不同意见。也难怪，辽代和金代的档案史籍绝大部分都散失而没有保存下来，连契丹文字也已经失传，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辽史》、《金史》都是元朝时编撰的，在资料上难免出现缺憾，因此叙述很多地理方位都语焉不详，给后人的考证带来了难度。

我们在安昌岘村附近的区域内没有找到古城遗迹。毕竟，一千年的世事变迁、人事更替已经让很多历史变得模糊。安昌岘村的一些村民说，在耕田、打井时也曾发现过陶罐、瓦片之类的古代遗物，但这些并不能证明这里过去是一座城市。

一座辽金时期的县城最终走向荒凉，今天我们所能找寻到的有关安昌县的文字印记，除了正史上寥寥记载外，只有一座古塔的名称、一块经过粘合的古碑和一个演变过的村名。

安昌岘旁边的石碑上，镌刻着一个热爱家乡、曾经资助修塔的安昌县人的名字，他就是李三锡。李三锡是身仕辽金两朝的重臣，官至节度使、龙虎卫上将军，可谓显赫一时，他曾经“护送”北宋的徽宗、钦宗两位亡国之君北上黑龙江，《金史》在记载他的事迹时提到：“李三锡字怀邦，锦州安昌人。”如果今后没有其他安昌籍人士的墓碑或墓志铭出土，李三锡很可能是我们惟一能知道姓名的辽金时期安昌县人。

已经消失的安昌古城留住了一个历史名人。遥想当年李三锡在重修古塔时，如果知道家乡在他身故后从繁华逐渐变得冷寂，他又该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