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由年青指挥陈冰一个个联络到位的40多位老中青“爱乐女”和数名“粉丝爱乐男”一起，在欢声笑语中庆祝了老团长、“大管家”、大提琴家司徒志文的八十大寿。

    这位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走出国门，为中国交响乐发展贡献了全部人生的老友，始终活跃在中外文化交流幕前幕后的舞台上。这次我以“低谷中的鲜花”为名，从《郑小瑛传》中摘编了一个小册子给大家作纪念，附上了我从前为“爱乐女”请功，发表在《中国妇女》上的一篇短文《女人最无私》。人们平常提到那个室内乐团，都说是郑小瑛的“爱乐女”，现在这本小册子的标题语却是“没有司徒就没有‘爱乐女’”——这才是我的心声。

    当时要不是司徒的极力张罗，我们的乐团难以从无到有。起初只想成立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不占国家编制、非营利的民办乐团，我们分头给朋友们打电话，没想到响应的大多数是女音乐家，于是干脆就成立了一个女子乐团。中国自古有孟姜女、莫愁女，我们的乐团就这样叫了“爱乐女”！

    作曲家张丽达请著名书法家朱载绍挥毫了一个浑厚的大“寿”字；中国爱乐乐团的刘瑛（中国第一位女性定音鼓演奏家）与赵婵、简蓓、吴遐送来了一个硕大的生日蛋糕；章红艳（琵琶）献上了鲜花；更为感动的是，少女时代就参加司徒家庭弦乐音乐会的“中国钢琴妈妈”周广仁教授坐在轮椅上来了；曾任文化部教育司司长、中国第一位女性单簧管教授陶纯孝也来了；还有“爱乐女”创始人之一、总政歌剧团乐队首席朱丽，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二胡演奏家宋飞，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女中音歌唱家杨光，从天津赶来的中国第一个女性小号手刘淼，为“爱乐女”的首演义务地进行了第一篇报道的《光明日报》老记者单三娅……

    看着这些白发、灰发和黑发人一阵阵因久别重逢而引发的欢欣尖叫和热烈拥抱，你会为她们曾在那“一切向钱看”的大潮中，坚持不计报酬地将优秀健康的中外经典音乐送到学校中去的奉献精神深深感动。她们在发言里都谈到，这段历史不仅使她们在艺术实践上有收获，也使个人的品德修养获得了大丰收，今天才会对通过那时共同的义务劳动建立起来的友情无比地珍惜。因此，大家会特别感谢当年默默承担了“爱乐女”室内乐团200多场演出的所有繁重幕后事务的司徒老师，大家用各种方式，有的甚至多次深深鞠躬，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和祝贺。司徒满头白发，静静地听着大家的话，脸上堆满了青春般的笑容。

    1986年，我在西安指挥《贝多芬第九》时认识了西安交大交响乐协会会长杨树屏，20多年来他一直关心我的活动。5年前，“爱乐女20年回响”在北京聚会时，他就有感于“爱乐女”的精神，派人来买了单。今年他自己来了，还激动地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写一些感想，编辑成册，由他来帮助我们出版。我觉得这样也好，这些现在看起来像是另类的表现，也许能够给年青的孩子们一些启发。我特别想听到那些弦乐演奏员们的心声，因为她们的名字在节目单上都难得出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