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们40年前携手为中国歌剧奋力拼搏的情景又一次历历在目……

 记得 1965年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和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沨院长为了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抓出一部 “翻身戏”歌剧《阿依古丽》，他们要调齐最好的艺术骨干，于是大胆起用青年能手，把音乐创作任务交给了刚刚从音乐学院毕业，有丰富新疆音乐素材积累，风华正茂的石夫；把刚刚从莫斯科指挥了歌剧《托斯卡》留学归来，满怀报国热忱的我，作为最佳指挥人选（我从内心也非常敬佩和感激歌剧院老指挥黎国荃同志提携后进的广阔胸怀）；后来又邀来了最有经验的戏剧导演崔嵬同志。

《阿依古丽》是根据电影剧本《天山红花》改编成的民族歌剧，由乌斯满江和石夫作曲,它是以新疆哈萨克族的音乐素材,按照西方交响性歌剧的套路作曲的一部中国新歌剧, 为了体现少数民族的音乐风格，两位作曲家还在以西洋管弦乐队中，加配了哈萨克族常用的乐器冬不拉及维吾尔族的热瓦甫,唢呐和手鼓。记得当时歌剧院只有一支中型的、50来人的双管编制交响乐队，没有人会演奏民族乐器,可是,为了表现哈萨克风味,全体铜管乐手克服了用指甲弹拨造成的伤痛,硬是学会了演奏东不拉，保证了音乐的民族风格。在演出中，观众听到那富有民族风味的弹拨乐奏出的节奏鲜明的旋律，仿佛置身于辽阔的哈萨克草原上,遥望着山鹰的翱翔。全剧音乐布局合理,加上丰富的节奏变化，戏剧性的唱段,和发挥得相当好的乐队部分,烘托了气氛，渲染了人物情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被公认为是最具交响性的一部新歌剧。

《阿依古丽》在北京演出受到观众欢迎和同行专家的称赞， 1966年春《阿依古丽》剧组南下广交会和深圳进行巡演，当时深圳建设才刚刚起步，四周还是一片荒山，这部大型歌剧只能在深圳电影院的舞台上演出，乐队挤在临时围成的一个小小的乐池里，可是演奏员和演员的热情都很高，获得了从香港专程渡海过来欣赏歌剧的观众的普遍好评。该剧先后公演了20多场,真正称得上是“好评如潮”。 

 从深圳演出回到北京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就掀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按照西方模式创作的歌剧《阿依古丽》自然受到了“贬低毛泽东思想，是歪曲贫下中农形象的大毒草”的批判。遗憾的是，这部当时被批判为“过右”的作品，在文革后复排上演时，由于政策的变化，又被认为是过“左”了！这部注入了青年石夫青春热情和睿智灵感的音乐佳作就此被打入了“冷宫”。但我在指挥第一部中国交响性歌剧时与全身心都浸透在新疆民间音乐中的石夫的愉快合作，奠定了我们终身友谊的基础。

记得那个初出茅庐的石夫，言语不多，却胸有成竹，一首首优美激情中国风格的“咏叹调”，一曲曲生动又充满活力的合唱，一段段极富戏剧性的配乐，都从那个小个子的头脑里，如泉水般款款流出，甚至有时出于大导演的某些不尽合理的苛求，天生性格谦让的石夫，也能按时交卷，只是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中又增添了不少血丝…….

后来由于不在一个单位，我们很少联系了，但我知道他始终在策划自己的作品音乐会，但苦于找不到足够的钱来聘用乐队，我也听说了“娃哈哈”事件的无奈，可是我除了同情，只能在远处关注他，祝福他。最近刚刚听说他终于成功地举行了五部新作首演的音乐会，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向他祝贺，就传来了他突然离去的消息，我简直不能接受！是乐极生悲？是心力交瘁？还是功德圆满了？我为他痛哭，为他不平，为他叹息，唯一可以安慰的是，他终于听到了自己的音乐，并把它们带进了天堂！

呜呼！辛勤耕耘、硕果累累、鞠躬尽瘁、悲壮离去的老黄牛－石夫老弟慢慢走好！

12月14日在我执棒的厦门爱乐乐团“中华魂”音乐会上，我会加上你心爱的歌剧《阿依古丽》序曲，为它的父亲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