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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博友端端墨梅琴:
我试着用最简明的语言,努力回答正在学习写“无调性”作品,也在认真探索思考音乐真谛的你的两个问题:
1.关于“欣赏现代音乐要多听”。音乐是听觉的艺术,交响音乐是有“超群”音乐智慧的作曲家们,用人类悠久历史逐渐形成的音乐元素编织成能够唤起人们情感共鸣、启迪智慧、陶冶性情、愉悦享受的一种音乐。在音乐的发展过程中,作曲家发挥了个性,在曲式、和声、织体和篇幅上都有种种创新,有的走得较快、较远,要被听众理解接受,就需要一个反复聆听的过程。我这里提到的“现代”是个不够科学的概念,其实我指的是浪漫后期和印象派时期的作品。对于较少接触西方交响音乐的中国听众来说,接受这个时期的作品还需要作一些宣传和引导。
至于20世纪以来出现的众多被称为“现代派”的音乐,一些人故意远离人类历史形成的音乐元素,一味追求展示个性、标新立异,因而常常听不出调性,(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没有调调儿),听不见乐音,而是故意回避传统乐音的自然逻辑,充满了噪音,甚至反复排练这些作品,都会引起一些演奏员的血压升高,心情烦躁。听众们可能会怀着好奇心走进音乐厅,但恐怕很少有人会花时间再听一遍。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现代音乐”虽然已经在一个音乐家的小圈子里风行了100来年了,但能够列入由指挥家主动选择曲目的音乐季节目单上的,还是凤毛麟角。可以看出,面对听众的指挥家们更加了解和看重听众的喜爱。
2.关于冼星海的创作风格。我不是音乐史家,但我对星海非常崇敬,我年青时候认真读过他的日记,虔诚地抄录过他的创作札记,他作为法国印象派大师杜卡的学生,回国后能那样热情忘我地投入抗战歌咏活动的人民音乐家形象,是我终身学习追求的榜样。他追求高水平的艺术创作,也非常敏感地将他的音乐与祖国、人民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我想,他在巴黎写成的三重奏“风”可能表现了他坎坷的人生和远方祖国的苦难,但是当他回到被强敌凌辱的祖国,作为一个出身渔民儿子的中国人,他马上和广大民众站到了一起,源源不断地用他的歌曲来鼓舞大众投入抗战,3年里竟写了400多首!他还是个热力四射的指挥家,天天在群众中教歌,特别是他到达延安这所革命大学校后,懂得了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就更加自觉地,明确了自己音乐创作的目的,他经常手提马灯,翻山越岭十余里路去教歌,把新歌唱给群众听,哪里唱得不顺口,就依照他们的意见修改,直到群众满意为止;他懂得了要创造大众化的音乐,必须研究民歌,要
“把音乐当做一种斗争的武器,大众拿它去打击敌人”,而不能做为艺术而艺术的音乐家;于是,才有了中国音乐的颠峰之作《黄河大合唱》。这可能就是你感觉他与黄自、青主的歌曲不同的原因。我也看到过星海在苏联时期修订的《黄河》,我感觉他想作某些艺术加工,因而那个版本比较难于演唱了,我听说50年代中央乐团的同志们在李焕之同志的带领下对《黄河》做了修订,李焕之同志是星海的学生,当年曾在星海的指挥下唱过《黄河》,我想他对《黄河》的理解和修订应当是权威性的,今天通用的版本,旣保留了群众合唱队都能演唱的特点,一定的艺术加工,更加强了原曲的表现力。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知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