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8时许，我们向昆仑山进发。一路掠过昆仑桥、纳赤台兵站，在一个叫西大滩的地方，2号车通过电台呼叫停车。刘鹏说：“这里是我们看到的最后的几棵树和草丛，让我们向它们告别一下吧。”果然，我们在以后的几百公里路途中，再也没有见到绿色。

　　进入眼帘的便是苍褐的山，大都寸草不生，裸露着的躯体，好像一群老人静静地蹲在阳光下晒太阳。让人顿生一种沧桑感。亿万年前，这些山体曾沉浸在海底，他们身披海藻，怀抱游鱼，耳听浪涛，多么自在写意！可是倏忽之间，他们升上地面，变成一身苍凉。也许他们正是蹲在那里回忆过去的美好吧！

　　昆仑山是柴达木盆地和青藏高原的地理分界线。昆仑山脉横贯亚洲中部，被尊称为“亚洲的脊柱”，自古以来，中国人把昆仑山视为神山，认为它是“万山之宗”。但我透过车窗远望，昆仑山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雄伟，它绵延在天边，倒显得平坦低缓。

　　中午12时，我们到达昆仑山口。这里公路边立着一个石碑，上面刻着几个红字：“昆仑山口”，并写着海拔高度4776米。虽然胸闷缺氧，我们仍很兴奋。这里是青藏高原开始的地方，站在这里，标志着我们正式登上了青藏高原。我特别兴奋，因为我不仅远征了南极，又西征了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这样，我就到达了地球上的三极中的两极了。

　　山口前边还立着一个墓碑，那是著名的“环保卫士”——索南达杰之墓。我们一起在墓前三鞠躬并拍照留念。对索南达杰的敬佩更加坚定了我们此行的信心。

　　中午1时，我们到达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一排红白相间的房子呈一个钝角形摆在高原上，背后有一个高高的铁塔，是作为晚上望用的。塔的旁边有一个小帐篷，是平时用作厨房和喝茶的。站长是一个藏族民警，他热情地给我们烧了热茶。我们又是采访又是合影又是拍照，忙到2时才走。

　　在一个叫五道梁的地方，我们在一个小四川餐馆里吃了中饭。点了几道四川菜，吃了一碗半饭，饭好象没有煮熟，我是开水泡着吃了。又给他们几个能吃肉的人切了一盘牛肉。

　　下午6时许，我们顺利到达长江源头第一镇——沱沱河沿。下车后，我们感到胸闷，气短，喉咙疼痛，头上像孙悟空被套上了“紧箍咒”一样，痛得人恨不得就地打滚。大家都像霜打了一样急着找地方睡觉。

　　我们赶到长江源头兵站时，兵站已经没有住的地方了，因为后天要立“长江源”环保纪念碑，有国家环保局等单位的70多人住这里，战士已全部把被子让出来了。这样，我们只好自己想办法找房子。在公路边的一个平地上，有一排房子上写着“电热毯旅馆”，我们就敲开老板的门。原来这是一家私人旅馆，有5个房间共20多个床铺出租。老板是一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四川仁寿县人，已到这里5年了，开始给别人打工，后来开旅馆，现在每年能赚1万元左右。有意思的是，他的名字叫梁长江，也算是与长江有缘吧。现在他以旅馆为业，一个床铺卖15元左右。听他说来住的人都是一些司机和其他旅游者为多，新闻记者也不少。

　　这里每个房间约10个平方，放三张床就满了。我们一共10人，把这5个房间全包了，说好一天付240元。我和小郭挑了里面的一间，有一个窗户和插座，插座原来是我最耽心的，我没有插座就没有办法工作，就没有办法把数码相机里的照片储存到电脑里，也没有办法打稿子。所以虽然床上被子和褥子都极脏，但我们坚定地放下了行李。我找老板要一张桌子，老板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最后把吃饭的桌子给了我，是一个普通的方形的农家用的桌子。上面黑糊糊、油糊糊的。我想了一个办法，把我们在西宁曾用于垫纸箱子的报纸拿来铺上，我就可以工作了。伏在这个桌子上，我开始写每天必写的日记。

　　手机完全打不通了，我干脆把它锁在箱子里。与外界的联系暂时中断。卫星电话只有明天再试试。打开钱包，看到里面夹着的女儿的照片，一种离愁涌上心头。在西宁打电话回家时，听说女儿已经会走路了，我没有办法看到她学步的憨态，也没有办法拍摄她第一次会走路时的模样。头又开始痛了，我昨天在格尔木自己又买了几瓶氧气，可是现在不敢吸，还没有上到源头去，这里只是大源头，真正的发源地离这还远着呢？所以只有坚持着，等到上去了再看具体情况。

　　吃完饭以后，我们倒头就睡。睡了一会儿，大家准备吃饭了，这才发现：舌头不灵了，说话不清楚了；一个很简单的字如“醋”、“瓣”等都不会写了，问几个人都想不起来；刚放下的茶杯转身就忘，东西放在哪一个袋子里，甚至袋子放在哪一个车上都不记得了。这时，大家才知道“海拔”对人的摧残不光是肉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智力上的。一时间，大家都紧张起来：难道高原要把我们都变成白痴吗？

　　没有办法，大家觉得应该活动活动大脑，就开始写字，有的写稿子，写不了稿子的就写日记，写不了日记的就在纸上写出沿途路过的地名，可是大家都觉得笔不听使唤。一种担心和害怕让我们彻夜无法入睡。剧烈的头痛更加重了这种害怕。窗外开始起风和下雪了，声音越来越大，“沙沙”的雪声伴着我们睁眼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