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名家》栏目

1、             名家介绍：

     A版：

董恒波，祖籍江苏，1956年生。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94年入中国作协，国家一级作家。出版各类儿童文学作品集近百部，曾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两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三获冰心儿童文学奖。历任《文学少年》、《课外语文》杂志主编、辽宁省少工委副主任、全国少儿报刊协会文学专委会副主任等职。有《采树种》《云会告诉你》等入选全国中小学和幼儿园教材，为教育部中小学教师培训计划项目（国培计划）专家团成员，“辽海讲坛”主讲人。

     B版：

我特喜欢写个人简介，因为一遇这样机会，我就可以吹牛皮了，比如，我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一级作家，曾出版近百本的书，得过不少奖。

打住。我现在准确的身份，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头儿。

但这个老头儿一直没有闲着，每天还在写作，写累了，就拉手风琴，去游泳，去到各地旅游，这个老头儿很快乐。

2、名家寄语：

没有行动的梦想，永远是空想。

3、名家故事

4、一张生活照

我的故事：

                     是书与我一路同行

                                       董恒波

                                     宇宙的秘密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跟着父母所在单位辽宁省水利学校，从沈阳迁到了辽西的朝阳，在一个叫西大营子的地方安家落户。

那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

我遇了一个好老师。给我们讲语文课的小学老师叫张广振，当年，也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儿。讲课像说评书似地，特有吸引力，他讲课的方法，是大张大合，旁征博引，联想特别丰富。有一次好像是讲“朱德的扁担”，从扁担就能联想到树，因为扁担是木头的嘛，然后从树到鸟儿，鸟儿飞到了天空。这时候，就早把扁担丢一边了，从天空就讲到了本叫《宇宙的秘密》的书。

听老师讲书没听够，又缠着老师，把那本《宇宙的秘密》小册子借来。

“让我看一晚，明早就还！”

一夜不睡，读完了。

从那本书里知道月亮离地球有40万公里远，而地球也只是银河系里的一个小小的沙粒。看完那本书后，晚上我睡不着觉，久久地站在院子里，仰着脖子看夜空中的星星，把脖子都看酸了。因为那本书，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不少。

张老师知道我喜欢看书，就偷偷地借给我好多书让我来读。像《林海雪原》、《红岩》《草原烽火》等，要知道，那个年代，很多优秀的名著都是禁止读的。

还有一本《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一个不太厚的小册子，读完之后，让我大开眼界。一本书的影响，是终生难忘的。

                                          小将上讲台

到了中学，教我们语文课的班主任老师，也姓张，是位漂亮的美眉，叫张晓霞。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

张晓霞老师讲课属于热情洋溢型。她知识渊博，春风化雨。讲到兴奋处时，她激情饱满地指挥着大家全体起立，一起高唱革命歌曲，语文课如“星光大道”魅力四射。

一天，不知道是上级安排，还是突发奇想。她要在班里开展“小将上讲台”活动，小将，就是学生，让我们上讲台讲课。

我被提名了。

也许张老师平时就发现，我在同学们面前，喜欢夸夸其谈，好显白自己又读了什么书。她对我说，“给你几天准备，然后上台来讲。”

哇！私下里和同学们得瑟得瑟，还凑乎。让我当着全班同学来讲？不敢！

见我有抵触情绪，张老师采取迂回战术，去找家长。父母之命岂敢违，我硬着头皮走上神圣的讲台。回想一下当时哆哆嗦嗦的狼狈样，哪儿是小将？像俘虏。

讲课的题目至今我仍能记住，叫《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难度不亚于今天的博士论文吧？当时的一个初中生小屁孩儿，这样的题也敢讲，你瞧不起谁呀！

其实也不是讲，就是在那儿背。

我找了一堆报纸书刊，大段地摘抄背诵。头悬梁，锥刺股，废寝忘食，把讲稿全背下来了。开始，很紧张，几次忘词，出了一脑袋汗。后来顺过劲了，除了背下来了的词儿，居然还有几处能现场发挥。

张老师带头给我鼓掌鼓励的那个情景，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很多年之后，我在全国各地很多学校都讲过课。人再多也不打怵了。就是因为有那课“小将上讲台”来垫底。

那堂课让我懂得：只要多读书，把有用的背下来，知识就变成自己的。读书会使人获得力量，你将义无返顾勇往直前，谁也无法把你阻拦。

                                         一场舞台事故

1972年，我16岁，考上了朝阳县的文工团。

文工团是一个专业的演出单位。披星戴月走南闯北，载歌载舞粉墨登场，宣传的全是主旋律正能量。

我在团里拉手风琴。走到哪儿都背着琴，琴盒里必须放着几本心爱的书。是书与我一路同行。

县图书馆，我办的借书卡使用频率特高。

因为读书，也曾经误过大事。

那是1972年底，我们团排了《柏山风雨》的多幕话剧。我的任务，是追光。就是爬到剧场高高的棚顶处，那儿有一架探照灯似地的追光灯，追光，就是按剧情要求，操持着把柄，照射在舞台人物上。

追光的颜色，一红一蓝，像塑料质的两个光片。英雄人物，要将红色光片插入，红光一照，显得形象红光满面，高大全。而反派人物，就要用蓝光照，让坏人阴暗猥琐。

追光这活儿挺简单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正反主要人物，并不用时时追光，只有那么特殊几场戏需要。所以，我就带了本小说坐在了追光楼处，间隙时间，可以读几页。

我的两只眼睛，一会看看台上的戏，一会看看手里的书。戏，早已熟悉；书，充满悬念，比台上的戏有意思。

看入迷了。

突然，第六感觉告诉我，该追光了。反面人物已经上台，应用蓝光照射。可是一着急，手忙脚乱，竟把夹着红光片的灯一下子对准了这个坏蛋。

红光竟然照耀着反派。全场哗然，这在当时被定性为严重舞台事故。

检讨是必须的了，光口头不行，还要书面检查。

                                                 从读书到写作

我和朋友们开玩笑，我的创作起步，就是从写检讨书开始的。

我写检讨书文笔好，一针见血，深挖思想根源，语言犀利，直刺灵魂要害。

其实当时剧团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特宽容，并没有谁为难我。他们知道我喜欢读书，舞文弄墨，还为我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助我走上创作之路。比如，县里区里办写作培训班，只要我申请，领导都答应。

那个年代，为配合形势需要，我开始写舞台演出的小节目，歌词、小剧本、曲艺演唱等等，如母鸡下蛋，非常勤奋。日积月累，也算驾轻就熟。

搞创作，也逼着我抓紧一切时间多读书。而读书又逐渐丰富和提升了我的创作，这就叫互为促进，相得益彰吧。我的写作形式逐渐多样化，产量迅速增加，回头一看，自己有时感到都很惊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北大读书。学校举办文艺汇演，地点在著名的大讲堂。有经济系的一个朋友来中文系找人，“演节目，你们能帮着写串连词吗？”我答，“能写。”又问，“合唱，你们能伴奏吗？”我又答，“当然，咱手风琴专业的。”

在北大的舞台上，我又写又拉，忙得不亦乐乎，着实又嘚瑟了一把。

哪个才艺也不白学呀，总有一天能用得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