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时间离现在算不算远，也就是那一年，我认识的阿成。

 阿成比我大一岁，是武汉大学毕业的。我认识他那一年，他毕业不久，一身的书生气，张嘴闭嘴都是武大的事情，他给我们讲武大的教学楼，给我们讲武大的小树林，他甚至具体到给我们讲武大哪个花坛里种的哪种花。记得当时有个同事叫张俊，满脑子的男情女爱，说：阿成，你还是少讲讲这花，多讲讲那花吧，听说武大的美女遍地都是。阿成就狠狠地瞪他，好象他亵渎了武大。可以看得出，他在学校里是那种混得得意洋洋的学子，也看得出他对学生时代的极度留恋。

 我们这个科室叫发行科，说是一个科室，实际上可以算是一个二级机构了，它负责把全社出版的图书发行全国各地，并把书款收过来，也就是说它拥有会计，拥有自己的经济实权。我去的时候，刚刚成立发行科，在此以前，书款是由出版科出版并发行，由社里总的财务部收取货款的。由于刚刚成立，所以我们的工作一点不繁忙。因此，也就有了我那一段清闲得有空去记闲事的日子。

 那时候，发行科只有五个人，一个科长，三个业务人员，一个会计，会计是我，业务主管是阿成。科长是社里的副主编，很忙，基本不在科里。科长一走，我们几个就成了闲云野鹤，打牌是我们的主项。升级是主打内容，也有两副牌的斗地主，好象也有跑得快，很多时候，是从上班打到天黑。不久前的一天，我看了那段时间的一页日记：从三月开始，我到发行科上班已经两个多月了，从高高的十一层楼上望出去是宽阔的农业路，先是三月的桃花开了，又是对面墙上四月的蔷薇红了，现在开的是花坛里的月季，如果花儿也象人一样互相认识，他们坐在一起闲谈的时候，第一耻笑的对象一定是我们发行科的这一拨人，这帮傻子拿了一百零捌张牌，扒拉过来扒拉过去，好象还乐此不疲。

 是的，我们确实乐此不疲，而且，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科长突然回来的时候。我们打牌一般是开了外面的防盗门，关了里面的木门的，这样，如果有人来了，知道我们不会走远，就会敲门或者等待，我们每次都是收了牌，慢悠悠的去开门。科长有钥匙，来的时候是自己开门，打牌当然不能让科长知道，从听到他的脚步，到他打开门，时间那么紧迫，我们每次都是手忙脚乱的收牌。也许真应了那句话：偷着的事儿才有意思。每次，当科长打开门的瞬间，我们把牌一张不剩地收起来后，竟有种成功的喜悦。还记得有一次，科长急匆匆来袭，我们来不及收牌，阿成突然把牌向桌子靠墙的一面大力推过去，桌子把看里面地上的视线全挡着了，顿时，罪证消灭得无影无踪。大家被阿成的动作逗乐了，也为我们这一次的大成功而喜悦，一个个站在桌子边看着科长哈哈大笑。科长被我们笑着看得莫名其妙，最后扭来扭去地向自己身上看。于是，我们齐声说：科长这件上衣真好看。而实际上，科长那件上衣快穿了一个月了。说完，我们更加大声地笑。科长莫名其妙的走了。我们三个大声赞叹：阿成不亏是武大的高才生，又机智又勇敢，是个出色的地下党。以后，我们三个在一起议论阿成的时候偶尔也叫他地下党。

  金子在任何时候都是发光的，一个聪明的人，你总是能发现他的机智的。通过这一段打牌，阿成的聪明一点点显现了，阿成打牌很少输，基本上是谁和他一家，谁赢得多。就象金子对人很有吸引力一样，聪明的男生对女生也很有吸引力，那时候，我对阿成的好感一点点攀升。当然了，阿成似乎对我也有好感，因为，我们俩做对家的时候，另外两个就没赢过，而如果我们分开打，还会有输赢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每每阿成要求和我配合，后来，那两位发现了这一规律，死活要拆散我们俩。而这时候，我们俩总是无奈的互相看着，很有些朦胧的棒打鸳鸯般的失落。

  当然了，发行科也不能总是这样闲的，随着业务的开展，我们就再也坐不到哪儿了。忙着谈定单，忙着去发书，忙着参加书展，忙着收款，日子忽然转了方向。

  和阿成出去要帐款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我们科里只有一辆尼桑客货两用，开车的是一个临时工马师傅，脾气好的要命。任由我们疯我们闹。很多购书的部门是地市的新华书店和教委，汽车开在陌生的乡间，或者开在显不出太多繁华的地市，我和阿成就象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穿那时候最流行的真丝的浅粉上衣，穿闪着光泽绣着暗纹的白缎子长裙；阿成穿亚白的体恤衫，苹果牌牛仔裤，整个一临风的玉树；走过的地方，吸引了太多的目光。

 那时候，，阿成已经学来了张俊身上的不少习气。阿成笑：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是典型的红男绿女。

 我也笑：别丑美了，你穿的是白体恤，你应该是白男。小白脸儿，没有好心眼儿。

 他笑得更加疯狂，反击说：你穿的是粉红衣服，你是红女。自古红颜多薄命。

 我狠狠的瞪他，道：好啊，我正好变成厉鬼晚上去抓你。

 他又道：啊哈，正中下怀，我最喜欢鬼妹妹了。如果鬼妹妹愿意和我百年……

 我知道他想说百年修好，不等他说话，作势要掐他的脖子，他兔子一样地溜走，鱼一样的不说话了。

 那时候也参加全国各地的书市，这样的调侃跟着我们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广州，又从广州到深圳。多得记不下来了。

 当然，阿成也不总是调侃我。那时候，我偶尔追星。记得有一次在广州书市，有潘虹的签名会，我一向欣赏潘虹的气质，就站在雨里傻傻的等。约定的时间到了，由于天气原因，人气不足，潘虹露了一下脸，就匆匆地走了。我眼睛一向不管用，什么也没看到，懊恼得什么似的。阿成安慰我，别恼，别恼，我给你拍了她照片。我听了，转忧为喜。等到回了郑州，照片洗出来了，却是一张远远的潘虹的背影。

 我怪他。他说：你可别小看背影，背影也能反映一个人的全部，没学过朱自清的《背影》吗？那可是不能小看的哦。你看，你看，潘虹这背影，高挑、消瘦、袅袅婷婷的多有明星气质。

 我听了，就拿那背影照片当宝贝。后来，偶尔一次，我研究那背影的背景，发现根本不是在书市上拍的。我拿他试问，他嘻嘻哈哈地大笑，说：那是他回郑州后，找她姐姐来照的。于是，我也大笑，早忘了当初那种没有看到潘虹的悲劣心情。

 我们的业务开展得越来越大，收入也越来越丰。后来，科里给阿成买了一辆专用的嘉铃摩托，阿成欣喜若狂，常常打着公干的名义邀请我去兜风。我也欣然应邀。那时候，街上的摩托车不多，没人在意你带不带头盔。我实在喜欢那种青春随着散发在风中飞扬的感觉,所以每次都应邀了。

 再后来，科长自己买了一辆桑塔纳。阿成是个爱车族，突击了两天学会了开车，非要用科长的车开几天，结果，有一天，阿成把科长的车成功地开进了一阴沟，车前脸来了个猪八戒吃西瓜。科长发话，阿成以后不许再碰车。张俊开阿成的玩笑：大获全胜啊！阿成听了，真的恼了，从此和张俊势不两立。后来，我想，其实，他是恼不能开汽车了。

 也许就是这件在我看来很小的事，使阿成和科长结下了疙瘩。总之，从此以后，我很少看见他们俩再象以前一样亲密地说话。我恍惚记得，有一次，听阿成和谁小声地说：他每天忙社里编辑的事儿，科里的事儿还没我做得多，凭什么就开汽车，我才能开一辆摩托。后面的声音越来越低。

 再以后，就很少在科室里看见阿成了，他仿佛有很多应酬。由于业务越做越大，我也很忙，大家仿佛突然之间陌生了。我记得我当时还感慨：大男孩就是这样长成男人的啊。

 又后来，阿成由地下党变成了地上党，他转正的那天，还请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具体细节不记得了。

 那时候，阿成已经变成了社里炙手可热的红人，他和社长的关系走得很近。他和科长的关系越来越白热化，有说法，他要代替科长了。那时候，我是个傻妮子，对政治方面的事儿迟钝的要紧。不久，我不在出版社干了。

 我走了半年以后的某天，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季，城市的夜灯还没有全亮，我踩着暮色刚进家门，迎接我的是两个检察院的便衣。原来，他们是来调查科长任期的经济的，我曾做过科长的会计，所以对于我的调查是一定要进行的。我跟着他们进了检察院，他们拿了两个有折扣的票，对我询问。说实话，科长真的没有经济问题，我一一的给他们进行了清清楚楚地说明，用事实证明科长没有问题。后来，听说，即使如此，科长也在检察院被审查了一段时间。阿成很成功的做了科长，那辆曾经嘴啃泥的桑塔纳也做了阿成的坐骑。

 人是会变的,时光真的能改变人,由年少到年老,由单纯到世俗……回忆到这里，心情很不好,我已经不想向下进行了。其实也快没了，还是讲下去吧。后来，听说科长又东山再起了，阿成又什么也不是了。现在，阿成已经早不在出版社干了，具体去了那里，我认识的人好象没人能说清楚了。我的一个旧相识，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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