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父亲：你去天堂的路好难

       前天是清明节，学校高三教师坐班上课。

       昨天是星期六，学校高三教师照常上课。

       今天是星期日，学校为全省职称外语考试考点，高三年级师生只能放假，这是30天以来惟一的休息日。

       今年，国家首次将清明节列为法定节日，中国人终于有“合法”的时间借各种方式祭祀亲人了。为此我在这里写几行文字，算是对梦里父亲的怀念。

       公元1924年6月30日（甲子年5月29日），父亲出生在常德府沅江县南岳庙马宝四甲杨家牌土地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母，13岁丧父，从此成为孤儿。在万恶的旧社会，先辈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孤苦伶仃的父亲只能以讨米度日。在不断的逃荒迁徒中，父亲流浪至长沙府湘乡县鹤山十五都长乐乡长恩里大塘保神通庙后，自建一茅棚定居。解放后，在打倒地主分田地的政策中，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父亲在张家湾老屋分得几间瓦房，从此结婚生子，勤奋劳作一生，于公元2001年6月10日上午（辛巳年闰4月19日）卒于新园春，享年77岁。

       父亲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苦难中度过的。

       在旧社会，贫苦人家度日的惟一办法不是讨米就是给地主打短工、做长工，其中出卖劳动是最典型的方式。自爷爷周绪钦过世后，成了孤儿的父亲生活更难以为继，被迫加入“丐帮”行列，当上了叫花子，从此就凭一根讨米棍在沅江、益阳、长沙、湘乡等地沿乡乞讨。那时到地主家讨米的叫花子常常遭人白眼，有时地主不仅不送他吃的，还指使家丁放恶狗出来咬人。父亲的腿上就一直留有被地主家恶狗咬过的多处疤痕。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十六七岁后就不再讨米，而是到从长沙、湘潭等地贩点盐做挑担买卖来维持生计。从湘乡经宁乡到长沙贩盐之路有几百里，来回全靠步行，凭一双赤脚走这么远的路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屋漏偏遭连夜雨。1941年日本鬼子大举入侵湖南，正在路上挑盐贩卖的父亲恰好碰上了日本兵，当即被强行抓去当劳役。期间，父亲多次想逃走，但看到逃走不成功的阶级兄弟反遭日本兵枪杀就没有蛮干，等到有一天日本兵要他外出挑水，才得以趁机逃跑，总算是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国难家仇，永世难忘。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一定要永远铭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听说夏季到益阳、沅江等地扮禾可以混口饭吃，就与一些同乡一道去打短工。那时到沅江扮禾相当辛苦，纯粹靠人工将稻穗上的谷粒扑打到“扮桶”里，劳动强度极大，从早到晚都在田里干活，天天累得不成人样，为此一顿就能吃七大菜碗饭，由此可见打工之艰辛。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后，作为叫化子的父亲终于翻身得解放，从此不再受狗地主的欺侮了，能真正当家作主了。

       解放初期，根正苗红的“叫化子”父亲成了贫协会员，始终积极参与政府组织和布置的各项工作。但因读书太少，父亲对一些事情常缺乏深刻认识，更多的时候只是服从组织的安排罢了。

       1950年，父亲与母亲走到了一起。母亲的外公彭汉中曾任沅江县县令，舅舅彭福白官至国民党旅长，家里还算殷实，所以从小还是念了点书。我的外婆去世得早，母亲主要由她的婶娘带大，故从小乐善好施，有观世音一样的菩萨心肠，是一个有信佛倾向的人。婚后母亲了解到父亲经常要参与镇压地主恶霸等活动，极力反对他从事这些工作，于是父亲受不了母亲的吵闹就退出了。后来据父亲回忆说80年代末组织上还帮他摘了右派的帽，我猜想他被打成右派、曾经被殴打与这事应有一定的联系，否则一个叫化子、文盲怎么会是右派呢？

       父亲中晚年生活也过得并不太顺利。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先是母亲突发眼疾，父亲推着独轮车载着母亲到处求医，因当时医疗水平有限，母亲的眼疾始终没有完全冶愈，并且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还耗尽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父亲在一次事故中左腿被石头砸伤，造成粉碎性骨折，一条腿几乎只靠一点点皮粘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知这段日子是怎么走过来的。惟一直得庆幸的是，经过母亲的精心照料，父亲的腿治愈后与右腿相比只短了一点点，但还可以照常参加体力劳动，这样才使得这个家没有被全部压垮。

       上世纪70年代初期，父亲在母亲的要求下在新春园新建了5间新瓦房，全家从张家湾老屋里搬了出来，集体所分得的一点口粮因在建新房时就吃完了，搬进新家后就所剩无几，家中吃两餐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到了冬天甚至全家只能喝点稀粥。万不得已，空闲时没有劳动能力的母亲凭自己“算八字”的“一技之长”偷偷地挣点零钱以补贴家用。

       上世纪70年代末，母亲去世。全家重担全靠父亲一人承担，家里哥哥姐姐已另立门户，我和弟弟的学费及全家的吃、穿、用仅靠父亲在生产队挣来的一点工分得来，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母亲在世时，我对父亲并没有多少依恋，因为他教育的惟一方式就是棍捧侍候，我因玩皮被挨打经常是东躲西藏。母亲去世后，也许是他看到我与弟弟一天天长大，并且能为他分担做一点家务，对他来说负担也一天天减轻，父子关系也变得逐渐融洽起来。现在想来，其实当时父亲确有难处，他为了全家生计整日在外奔忙，哪有那么多儿女情长，且许多事情不是他不想为之，而是无能为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考上了大学，看得出父亲很高兴。因为我所在大队文革前只出了一名大学生，而文革后我是最先被录取进大学本科的。父亲为了证实我取录的学校是否是大学，曾反复问我，为什么你考的学校叫“师范学院”不叫“××大学”。当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父亲就决定要办“谢师宴”，并派我把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班主任等请来。因为那时读大学相当于考取了铁饭碗，且学习期间发放人民助学金，学校还包吃包住，确实减轻了父亲不少经济负担，正因为这样我也才得已完成全部学业。假如是现在，如果不走“绿色通道”，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我怕也进不了大学的门。

       上世纪80年代末，成家后的我一切要白手起家，生活过得很清贫，并不能给父亲以多少回报，父亲在乡下就这样一天天在盼望中度过。

       上世纪90年代，社会生活发生剧变，我也因为工作压力增大，生活节奏加快，既没有机会带父亲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没有太多时间回家同父亲唠唠家常，只能每月按时寄点生活费给他，每次回家看着一天天变老的父亲，心中常生愧疚。

       1997年秋父亲来我家小住，我明显感到父亲吃东西比原来少了很多，行动也比原来迟缓了许多，做点家务事感到也有点力不从心了。就在父亲来小住的日子里，一次意外事故让我至今还有点自责。那天下午5:30左右，我与太太一起在家准备晚餐，闲不住的父亲说：明天就要回家了，你们做饭我就到校园里走走。当时我也没在意，只是要求父亲走一走就回来吃晚饭。结果出去后，父亲就被一骑单车的学生碰成股骨骨折，但父亲当初回来吃饭时没有显示任何异常，也没有说什么，直到第二天要回家也没提及此事。按既定安排，第二天我陪父亲一起乘班车回老家，在离家还有几里路的地方下车后，我就叫了一辆摩的要他将父亲送到家，自己则立即搭车返回了单位。不想回到学校后，家里就来电话说父亲的腿摔断了，一了解才知道就是那天黄昏出的事，从此后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

       2000年以后，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行动越来越不方便，每一次回家看他时我都尽量为他做点实事：如将家里的电视机调好频道，挑满水缸里的水，多放些买菜、买煤、请姐姐照顾的钱等，以最大限度承担我对父亲的赡养义务。我知道，在父亲的眼中我是他的骄傲，但我也知道，父亲在世时我做得很不够，父亲之所以逢人就说我很不错，这不过是他爱面子而已。不过值得安慰的是，在父亲逝世的前一天，我回到了他的身边，陪他吃了最后一顿饭，为他洗了最后一个澡，和他在床边进行了最后一次交流，当时感觉父亲精神还很好，思维也较清晰，根本没料到第二天他就走了，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吧。

       父亲离开我快七年了，但我梦中不时出现他那不屈的身影，翻阅我帮他留下的影像，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历历在目。父亲不仅养育了我，而且教会了我许多为人处世朴素的道理。他教育我们待人要忠诚的做人准则我一直秉记在心；他要求我们生活要节约的习惯我一直保持至今；他希望我们家和万事兴的谆谆教诲我一直努力践行。

       值此清明之际，我没能亲自到父亲坟前献上一束鲜花，鞠上一躬，只好写上这些文字当作怀念。祝愿他在天堂过得比人间更好，因为那里有“上帝”在陪伴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