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袁复礼先生在哈那郭罗测量

中方团长徐炳昶勇担重任，去战乱贫瘠西部吃苦一去好几年，陡然间失去原工作薪金，青黄不接家中妻儿竟靠内兄接济生活。

中方代理团长袁复礼连续五年在蒙疆考察，离京时女儿尚在妻子腹中，归来时长女袁疆已近五岁！父亲陈宗器前后两次考察共五年半，父母先后离世无法回家尽孝奔丧，出发时儿子希哲尚未出生，回来时已近三岁！

我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二批考察（戈壁组）唯一中国团员陈宗器先生小女儿。刚满18岁父亲就去世了。他留下了许多照片。从小我就看着这些黑白的照片：破碎的帐篷、被大雪掩埋的大漠中过夜的骆驼、风化后残缺不全的黑城遗址，以及有着一张黢黑消瘦脸庞的父亲牵着骆驼在沙丘上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这些照片使我非常震惊也非常好奇。但是爸爸忙，对我这个他44岁才出生的小女儿无暇顾及，也不给我讲过去的故事。我为什么叫雅丹也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

陈宗器摄：被沙尘暴撕碎的帐篷

陈宗器摄：祁连山大雪掩埋了骆驼

陈宗器在照片背面写道：我牵着老红一步一步总有到达的一天

在父亲去世后，我像考古发掘一样的，去研究每一张照片，去翻阅所有的和这次西北科学考查有关的书。在这个过程中我渴望前往父亲去过的西部荒原，渴望去看看与我名字相关的雅 丹地貌，改革开放后，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第一个梦想——两次来到父亲工作过的地方罗布泊——一次冬天一次夏天，一次纵穿一次横穿。遗憾的是父亲和他的队友贝格曼、霍涅尔工作过数年的额济纳，一直没有机会来，今天我的第二个梦想实现了，真的好高兴。

骑骆驼者为黄文弼先生

两次去罗布泊，使我切身体会到父亲那一辈人是在怎样的一个乱世，怀着科学救国的责任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那样年轻的年龄里，不畏艰险、风餐露宿、在西北蛮荒之地一呆就是四五年的！由于生活太苦，袁复礼、陈宗器、黄文弼三位先生回来后满口牙齿全数脱落，贝格曼则年仅44岁就离开了世界。为研究居延汉简他举家来到北京，一住就是好几年。他夫人在北京生了两个孩子，唯一的女孩刚六个月就不幸夭折了……

贝格曼先生的小女儿至今躺在北京德国人公墓里

那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们！当我冒着凛冽的寒风翻越两个陡坡，终于来到罗布泊南岸时，我回望这座历经沧桑干枯的大湖，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谢谢你，爸爸，让我懂得这么多……那一刻，我在心里默默说。

2000夏我第二次来到楼兰

感谢改革开放、感谢西北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先生的女儿徐恒大姐、王忱大姐，是她们在198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60周年的时候，在包尔汉支持下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六十年纪念》一文，热情讴歌了西北科学考察团举世瞩目的科学成果和这群年轻人的爱国热情，为被遗忘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彻底平了反，从此我们可以堂堂正正的纪念、庆祝、整理、研究、发表先辈们的光辉业绩，也使我可以重走先辈之路。

我们这些子女就是在这篇文章发表后，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又聚在了一起的。过去我们并不认识，但是父辈的友谊和高尚的品德，使我们相互之间感到十分的亲切，好像早就认识似的。

2003年我们成立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研究会。2005年我们提出“关于立项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1927—1933，附1933—1935）历史的建议”，并联络叶笃正等十位院士、十四位专家及考察团员后代联合签名支持，由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提案，终于促成了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专项研究课题：“‘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科学考察活动综合研究”，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最终完成。

我们自己也为父辈出了书。2005年王忱编辑出版了《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我出版了纪实性散文《走向有水的罗布泊》，纪念文集《摘下绽放的北极星》，袁复礼先生子女袁疆、袁杨、袁方、袁鼎编著出版了《西北科学考查的先行者——地学家袁复礼的足迹》，2007年我们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出版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这些书以翔实的史料保留了科学史上非常辉煌的一页并发表了我们对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研究成果，受到中国学术界的肯定与好评。

陪同秦大河院士等观看万里向西行展览

201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90周年之际，在我们研究会积极支持下，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成功举办了《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纪念展》，研究会还创建了《西北考察团研究会》公众平台，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宣传作用。

回首往事，我们的先辈在中国广袤的西部留下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就我父亲陈宗器而言，在他青春最好的年华里足迹遍及六个盆地、三片以上的沙漠、戈壁、五座以上的山脉、草原和绿洲。父亲常整夜整夜观测北极星，他说“其寒冷程度只能用断指裂肤可以形容”“但是我不能偷懒，这是我的责任。”“我愿像一位穿布衣的乡下人跰手足辛苦一生。”“更何况我们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幸的中国，好男儿当以天下为己任，怎允许自己安闲自在、偷生于世！”  这些话道出了所有西北考查团员的心声。

额济纳长时间的考察，使父亲与霍涅尔提出了著名的“交替湖”观点，指出正是沙漠中河流的摆动带来生态的变迁，黑城就是这样消失的。他们指出只有水回来了、植被回来了、鸟儿动物人类才能重返家园。如今地球的生态越变越糟，眼瞅着先辈的期盼与付出付诸东流，我十分心疼！决心以艺术的方式呼唤保护地球。20年来我创作了一系列以环保为主题的作品并发起了《种一棵树为了黄河母亲》的绿色行动、以及《保卫蓝天 蓝丝带行动》。

今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一滴水》儿童画展上，我展示了观众可参与的作品：《保护每一滴水，还一个碧水蓝天》，这是第二幅画面——在土地龟裂、树木枯萎、鱼儿挣扎、母亲和孩子渴望喝水的画面上，观众撕开了一个口露出了一滴水

接着小朋友踊跃参与揭去所有干渴缺水的画面

紧接着，小朋友们满怀爱心地给碧水蓝天的世界贴上小水滴……让雨水多些更多些

经过象征性的艺术参与，小朋友们还原了一个碧水蓝天的世界——世界本来应有的样子，一个小女孩说：看！鱼儿复活了

不约而同，远在瑞典的贝格曼的小儿子扬·贝格曼也在热心地研究他的父亲。2007年10月他通过瑞典朋友李珊娜找到我，并带来了珍藏70年的父亲的摄影和一些珍贵文献。我陪他去了北京《周口店人类遗址博物馆》，并寻找小时候住过的西观音寺31号（现已变成一座大高楼），还去了他父亲、我父亲与赫定博士居住与工作过的故宫筒子河西南的瑞典人之家四合院。我们交流并合影非常开心。    

   

2007.10贝格曼的小儿子扬·贝格曼在北京给我看他们居住过的西观音寺胡同老照片 

2017年我陪同扬·贝格曼参观周口店博物馆

他说，为了更多的懂得父亲，在退休后专门学了考古学，并在瑞典考古学界发表了文章。我问他你父亲离世早，母亲怎样把你们三个儿子抚养成人？赫定基金会出版你父亲的书，有给你们稿费补贴家用吗？他笑了笑说：

“我们觉得能让很多人知道父亲就很高兴了”。“赫定活着时，所有瑞典西北考察团团员经常在赫定家聚会，1952年赫定去世后，他们就会不定期常来看我母亲，都是很好的朋友。”

他的回答令人感动，这是一群多么高尚的人。从留下的200多封邮件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他们之间无保留地帮助对方、交换考察成果，字里行间充满相互思念以及对那段难忘的天国般的考察生活无比怀念。

1936年父亲从南京写给贝格曼的信

小贝格曼把他保留的我父亲给他父亲的25封信送给了我。我从这些信里看出，父亲的瑞典朋友中，除了赫定博士，另两个最好的朋友就是霍涅尔和老贝格曼。老贝格曼先生参加了全部的三次西部考察，其中两次是和父亲在一起。第一次是在戈壁组 ，1930年贝格曼在波罗桑齐发现第一枚著名的居延汉简，父亲就和他在一起。

霍涅尔摄：贝格曼发现居延汉简的波罗桑齐 

这段时间他们朝夕相处，分享发现汉简的快乐并一起研究汉简。贝格曼的日记这样写道：

1930年4月28日星期一

在49号营地休整

最低温度零下2.5º。发掘出的刻字木简残片比昨天的要好。陈先生翻译了那些文字，但都只是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没法达意。有一片上标有日期，不巧的是，我们没带中国的史书所以没法断年，但这一发现自是十分重要。我们能有陈先生这样一位中国学者与我们同行，进行此次探险，真乃一大幸事！

1930年5月2日星期五

在49号营地休整

最低温度零下9.2º。时至今日，天气好转，适合徒手作业了。两点时，温度上升到了24.4º，好在和风吹拂，并不觉得太热。工作照常进行。陈先生正在绘制地图，当我不发掘的时候，就做些具体的计算工作，两个收集者在做发掘工作。木简源源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晚上，我和陈先生讨论木简上的文字。

1930年5月7日星期三

在49号营地休整

最低温度11.2º。夜间，狂风大作，早上8时尘土席卷而来，继而升级为一次风暴。我在“室内”把我的收集品包起来。陈先生饶有兴致地把一些重要的木简上的文字抄下来。虽然有沙尘暴，Chang和Wang还是到城墙附近的T1室去完成发掘。

1930年5月9日星期五

从Horen tologoi的49A号营地前往Tsondolin tsaghan（Etsin gol）的52号营地

4：45日出之时出发。

晚上11时上床，精疲力竭却感觉过了一个经历丰富、特别漫长的一天。在我和陈先生住的小帐篷外，风在白杨树叶间弹奏着可爱的音乐。

1930年5月14日星期三

从Tsondolin tsaghan的52号营地前往Honnein khobo的E1营地

最低温度5.0º。风暴过后天气凉爽宜人。霍涅尔、陈先生和我6点才出发。

 蒙太尔摄：1929年戈壁组百灵庙出发前，左起贝格曼、哈士伦、赫定、陈宗器

1930年去南山前在酒泉的戈壁组全体，左起柏利、贝歇尔、霍涅尔、贝格曼、陈宗器，感动于他们的衣服和破布鞋已经损坏，精神却极为昂扬

霍涅尔摄：1934年金丝特山

 

陈宗器摄：额济纳西庙之塔

霍涅尔摄：1931年额济纳东南16公里处达来呼布的双塔（如今已破损）

赫美尔摄：陈宗器与赫定在额济纳冰面上

第二次父亲和贝格曼在一起是在绥新公路查勘队 。1934年6月初当父亲正冒酷暑在成千上万氓虫包围下在罗布泊孔雀河测量时，贝格曼则在 6月2日这一天，在罗布泊西部的荒漠中，发现了梦里寻他千百度的奥尔德克多次提及的有1000口棺材的小河遗址，不久，欣喜万分的贝格曼又意外获得了老天爷又一个奖赏，他收到了父亲和医生赫美尔派信使送来的亲切问候一袋大米、一袋烟草、两公斤糖和一小瓶果酱！要知道他已经六个星期没吃到大米了，烟也快断顿了，而且还得了倒霉的热伤风！荒漠中的情谊就是在这样的同甘苦中建立起来的。在考察结束回到各自原工作岗位后，他们继续通信，内容是贝格曼对父亲留学事宜的关心与情况通报，以及贝格曼写《新疆考古记》需要父亲帮助解决的问题，比如考证父亲在罗布泊的一些发掘物，具体发现的的时间和地点，又比如贝格曼对黄文弼文章中的一些不甚明了的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问题，父亲都耐心的一一详细进行了解答，还贴心的做了表格。这些信件已全部翻译，放在了给我父亲出的第二本书《摘下绽放的北极星》里。

很幸运，在这些信件中，根据父亲对每一件文物发掘地点和时间的描述，我意外地获得了父亲与赫定在罗布泊考察的路线图（详见《走向有水的罗布泊》P410）。 

我将父亲与赫定在罗布泊的部分路线绘制在贝格曼考古发掘地点的地图上

父亲回信中制作的表格 

此时此刻，在《居延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的日子里，我格外怀念许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他们忘我的、不怕牺牲的抛家舍业连续数年盘缘于大西北，为人类的科考事业奉献出自己的青春。

此时此刻，我也格外感动于一代又一代为人类科学进步锲而不舍、不断继续前行的研究者们。2017年我有缘结识了文史专家额济纳档案局长李靖和李文清，得知他们熟悉并研究额济纳，尤其对西北科学考察团十分热衷，立即在网络上向他们请教。我说我在写《走向有水的罗布泊》时，知道父亲曾去银根和额济纳之间的“德列逊库杜克”天文测量，有具体测得的经纬度，由于是音译不知真实地名叫什么？方便时不知能否去那里帮我照张照？他们立即回复：此地在雅干山以东60公里，之前额旗至阿拉善左旗的老公路就从那里经过。现在的地名叫八号民兵点属阿拉善右旗境。
不久，他们和另一个额旗文史学者嘎拉僧，真的开着私家车驱车180公里，找到了父亲83年前天文测量的地方！当他们沿着过去额旗至巴彦浩特的旧土路，经雅干山返回达镇时已经晚上八点多，连口气都没喘便来电话兴奋的告诉我：圆满完成任务！并说此地应为德列逊呼都格，是蒙语芨芨井的意思，连夜讲了多年来这里的变化和发来图片。这使我感动不已，深感他们是踏踏实实做实事靠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