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科学考察活动综合研究”中有关陈宗器先生研究的补充意见

陈雅丹

历时多年，在中科院领导的关怀和课题组成员的努力下，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科学考察活动综合研究”终究有了研究成果。作为考察团的家属我们感到很欣慰，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终于在中国科学史上有了它应有的位置。为此，我们感谢赋予我们宽松学术环境的这个时代，感谢所有关心过此事的院士、学者、领导和朋友们，感谢课题组成员辛勤的劳动。

当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有些问题还是要提出来商榷、讨论的。毕竟年代相隔久远，史料收集难以十二分周全，在研究初步取得成果的总前提下，不断完善它是必要的。

现就我掌握的有限材料，提出下列几点补充意见：

一，陈宗器去罗布泊考察一共两次，第一次为1930年11月出发以驼队方式由东向西进入罗布泊。路线为由酒泉、嘉峪关、玉门关经榆树泉、五棵树、碱滩（注一）等地至罗布泊，归程时，他们于1931年3月4日途径白龙堆（注二）。

第二次陈宗器与赫定博士、龚继成于1934年5月4日自尉犁县

乘独木舟由西向东去罗布泊考察，之后，五月末曾乘汽车向西北行穿过库鲁克山一部分，又于1934年11月8日从敦煌乘汽车，取道比三年前驼队路线靠北的路线，从东向西驶往罗布泊方向，途经噶顺戈壁。

因此玉门关、榆树泉、五棵树系驼队考察所经之地，而库鲁克山、噶顺戈壁系汽车考察所经之地。这几处经过地点并非 “……主要是1934——1935年的汽车考察时所经的路线。”（注三）

　　二，关于“由赫定出资到德国等欧洲国家留学”的问题，课题组文章中多次提及。准确的提法应当是：“留学费用为半官费，由斯文·　赫定供给奖学金六千马克，并由前中研（院）仍发给工资”（注四）（注五）。

　　三， “综论”中关于陈宗器在地磁学引进、发展方面，做出的出色贡献及成为地磁学奠基人的提法是准确的，但似欠全面，应将其在我国地球物理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科学界人士都知道，陈宗器是地球物理学界杰出的领导者、组织者、开创者之一。1947年成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他是主要发起人，并担任首任理事长；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前，他又力主建立地球物理研究所并担任第一副所长； 1956年起他担任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成为这项工作的具体的领导者、组织者，这段时间他开创性地领导了日地关系的研究，并参与第一个卫星小组“581”组的筹建，引领地磁向高空发展（注六）。

关于这一点我注意到“专论” 第六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人才培养研究”中，有所涉及、给予了关注。遗憾的是将1947年陈宗器担任的“首任理事长”写成了“秘书长”（陈宗器一直担任学会秘书长是在1949年建国后）。

　　四，在“综论“第四章“考查团合作成功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一文中谈到“尤其是‘抗战’开始后，逃离北平的原考查团员饱受乱离之苦，一些人只是  苟延残喘  于世，能生存下来已经算幸运，要腾出身来执行原先的协议可能不现实。”作者想表达的总的意思是恰当的、明白无误的，遗憾的是个别用词却实为欠妥。当时生活虽颠沛流离、极为艰苦，但原考查团员均坚守在本职工作的岗位上，努力为国效力。就拿家父陈宗器为例，在中研院物理所1944年桂林至重庆的紧急疏散中，他授命担负起公家仪器、图书与家属的疏散领导工作，所里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追兵近在咫尺，他却想的全是工作：“至此，风餐露宿，在路上已经走了整整半年时间。这其中，自10月8日起到重庆止，有七十四天是衣不解带、睡在车上，大衣穿破自不必说，我的胡须也全白了，满身长满虱子，回到重庆便生了一场大病。”（注七）

这样的精神风貌，怎是一句“苟延残喘于世”可概括得？

五，陈宗器在1931年1月2日在罗布泊最南端做了天文测量，这使他与霍涅尔绘制的人类第一幅罗布泊实测地图，有了准确的纬度定位，此次天文测量工作，在课题组谈到陈宗器天文测量工作时似乎未曾提及。

关于陈宗器在完成孔雀河水系全图中的作用，我愿在这里作更详细的介绍，早在1931年一二月间，陈宗器就对孔雀河三角洲七条支流测量流量时绘制了地图（注八），1934年，在队员们无奈等待汽油酷暑难耐的夏季，陈宗器又主动完成了孔雀河南岸所有湖泊与支流的测绘（注九），将他的地图与前期瑞典科学家那林和安博特在无船的情况下，已绘制的孔雀河至河口三角洲大致位置图拼接起来，他们便圆满完成了孔雀河水系全图。陈宗器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在于，那林和安博特只绘制了河流北部的“大致位置图”（注十），如果没有陈宗器详尽的地图补充，此图将大为逊色。

此外，他的罗布泊的气候测量数据也是那个地区最早和唯一的珍贵的气象资料，这在他的论文《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有专节记述并在文后附有表格。以上两个方面“综论”与“专论”似有遗漏，特补充之。

六，还有一些小问题，本着科学的严谨精神，不妨也提一下：

陈宗器两次在罗布泊工作时间为十个多月（包括在疏勒河），不是一年（注十一）。

陈宗器曾亲自组织筹建了北京等一批地磁台站，而非“他亲自组织筹建了北京一批地磁台站”当然也可能是笔误，但缺了一个“等”字意思就完全错了。

1932年2月12日，袁复礼在《蒙新五年行程记——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之一》中谈及东归时途径额济纳巴颜桃来气象站，曾与徐静之、胡振铎、郝德、米伦威见面，而且“是日吾人谈至夜半始归寝”（注十二）。袁与徐并非不认识（注十三）。

以上是我个人一些十分粗浅的意见，真诚地欢迎批评指正，如果能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研究哪怕出一点点力，也会十分高兴。再次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和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科学考察活动综合研究”努力工作的前辈、专家、和朋友们，尤其是“综论”中关于“绥新公路查勘队”的重要成就的研究，对我来说十分珍贵，是我不曾了解的，我知道，这些成果取得的背后有多少辛苦的付出。

阅读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我自己深受教育，了解到许多不曾知道的身处乱世的父辈们，他们如此卓越、如此感人、如此了不起，他们的精神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激励我们前行。

（注一）      见陈宗器文《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经榆树泉至五棵树”、“西入罗布泊干枯之海”等节

（注二）      见陈宗器文《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白龙堆一节

（注三）      见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专论第二章第二节P45

（注四）      见陈宗器先生人事档案，现存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人事处

（注五）      见《摘下绽放的北极星》上卷 Ｐ216，1935年6月8日赫定给陈宗器信

（注六）      详见中国集邮总公司2008年出版的“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封”

（注七）      见《摘下绽放的北极星》下卷　Ｐ234，陈宗器《回忆抗战时期物理所自广西向四川的搬迁经历》

（注八）      见Nils Hörner:《Resa Till Lop》（霍涅尔：《通往罗布泊地路》）

（注九）      见《摘下绽放的北极星》上卷　Ｐ208

（注十）      见《亚洲探险八年》Ｐ651

（注十一）     见“专论”P44，

（注十二）     见王忱编《高尚者的墓志铭》P330——301

（注十三）     见“综论”P111第三自然段

此文已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80周年大庆纪念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