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去医院看望了敬爱的何泽慧先生,她90多岁了却依然在读书,精神特别好,还是那么率直,像孩子似的单纯,小玄专门从法国回来陪护她,我和小玄有50多年没见了,见面好开心.此情此景,不由得使我回忆起儿时共处的快乐时光~~

50年代地安门科学院第一宿舍

    记得是1952年十岁时由于爸爸工作的需要，随爸爸妈妈从南京搬迁北京的，一开始住在地安门东黄城根科学院第一宿舍（原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的旧宅），和竺可桢伯伯、吴有训伯伯、赵忠尧伯伯、钱三强叔叔等一个大院。

    那是一个由几个平房四合院和三座新盖的别墅组成的园子，一进门有个小操场、有个小秋千，房前屋后种有南瓜、葡萄、夜来香等各种花草植物，后院还有个大假山。我和同学们常在那里疯跑、捉迷藏。妈妈和赵伯母、吴伯母来往比较多，常串门，并参加了由刘青杨领导的妇女联谊会，一起去开会听报告。

    爸爸特别忙，整天夹着大皮包，回家后常工作到深夜，星期天也关起门来工作，一关就是一整天。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家里不许买收音机，一天，我在窗台上打苍蝇，爸爸还批评我嫌我吵。那时我年纪小，不理解爸，后来才知道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百费待兴，科学院的行政工作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急需一位能干的可靠的人来担纲，爸爸被点了将，在郭沫若院长的亲自催促下担负起院办公厅领导工作，爸是科学家,当时负责地球所工作,科研领导组织工作很繁重,因此只答应干三个月，没想到一干就是五六年。当时办公厅的权力很大，直接在院长下开展工作,管的事情方方面面很多，那时基层管总务的贪污现象严重，因需要,爸甚至还兼过总务科长。直至1952年9月秦力生调入任办公厅主任后，才分工明确、走上正轨。后来父亲改任管理局长分管基建处与器材处,为中关村科学城的崛起,和突破美国封锁进口科研器材,可说是立下汗马功劳.那时爸爸一周只有一天的时间回所里干他心爱的地磁工作。

    东黄城根的日子，春天般的明媚有活力，大人们、小孩们都忙着各自的事情，我忙着画我自幼喜爱的画，赵伯母的女儿我的好朋友维勤忙着在我们东板桥小学“司令台”（操场带操的水泥台）上演她喜爱的话剧，后来又被选去演电影“祖国的花朵”里的中队长梁惠明。还记得何泽慧阿姨常带一岁的思改（即钱思进）来我家玩，她看我画画得好，特别嘱咐我“要把画的画好好保存起来，不要乱扔……”

    还记得那个温馨的夏夜，在何阿姨家给五岁的小玄过生日，除了我、维勤和她的三个孩子，还邀请了彭桓武叔叔，那时他刚从英国回到祖国怀抱才三十来岁，我们大大小小六七口人围着一个小茶几坐在小板凳上，惊喜地看着何阿姨从身后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变出一个洋娃娃，笑得乐开了花！那些各式各样的漂亮娃娃,是何泽慧阿姨从国外带回来的外国朋友送她的生日礼物.

从左至右：小玄、民协、竺松在黄城根科学院第一宿舍,他们背后是朝北开的大门,出了门往左看就是地安门.向右再向右沿着一条河走就到了我们就读的东板桥小学,现在河没了,不知小学还在不在?

    1953年的除夕下了一夜大雪，一大早我便蹲在家门口堆雪人堆得不亦乐乎，一行人穿过院子到了身后都没察觉。猛听得一声“你爸爸在家吗？”忙回头，只见黑压压一群大人正站在一米外的地方冲着我笑呢，啊！为首问话的正是郭沫若伯伯，忙喊着爸爸往屋里跑去。这件事折射出那个欣欣向荣的年代，科学院的领导层是一个团结的有朝气的团队。

                     此文将发表于上海科技出版社:[中关村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