讴歌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受访：吴天明 罗雪莹   访问：陈宝光

 

    陈：吴导演，你拍的影片《人生》、《老井》，为广大观众所熟知。但对你后来的创作经历，许多人就不太了解了。请你简单介绍一下。

    吴：我1989年应邀去美国作访问学者，给一些大学讲授中国电影。1994年初回国，香港邵氏公司请我拍一部电影，剧本叫《格老子和他的孙子》。我对剧本不满意，请魏明伦等人改了将近一年，最后定名为《变脸》，1995年1月14日正式开拍。影片在国内外获了很多奖。1996年，给河北省拍了以纪检战线反腐败英雄姜瑞峰为原型的16集电视剧《黑脸》，中央电视台1套播出后反响很大，获飞天奖。1997年，给北影厂拍了一部电影《非常爱情》，获国家华表奖。1998年给北京电视台的拍了一部30多集的电视剧《黄河人》，1999年给中央电视台拍了一部20集的电视剧《都市情感》。从2000年4月开始，就一头扎在青岛海尔深入生活搞创作，两年多没拔出脚来。

    陈：就我的感觉，你一向以拍黄土地上的农民见长。记得当年影评界有个说法：“论起对农民的感情，中国电影导演中没有人比得过吴天明。”而《首席执行官》这个题材，表现的是中国人走向最先进的工业文明的历程。这与你过去的创作，有较大的距离。你是怎么想起拍海尔了呢？

    吴：我与海尔结缘，纯属偶然。2000年春，青岛电视台请我们去一部有关海尔的电视剧，剧名叫《天降大任》。初看剧本，有一个情节使我很震动，即主人公为了提高员工的质量意识，把有毛病但还可以降级卖出去的冰箱都砸了。但总体看下来，觉得它是个比较老套的表现乡镇企业起步时期依靠党组织和老工人艰苦创业的故事，缺乏现代企业的精神理念，人物和情节设置都比较陈旧。剧本的感情线也比较俗套，主人公是有海外关系的资本家后代，文革中全家沦落到渔岛劳改，与善良的渔家女结下只有感激而没有爱情的婚姻。于是，与妻子和身边的红颜知已演绎了一场不断压抑内心情感的爱情悲剧。后来到海尔一参观访问，才知道让我震惊的砸冰箱是张瑞敏当年的真事。除此之外，那个剧本的基本情节和主题都跟张瑞敏的创业道路、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海尔的企业精神风马牛不相及。当时青岛市委宣传部和青岛电视台举行了剧本座谈会，我们把罗艺军、张清、童道明、王君正等影剧界专家朋友都请去了。他们参观了海尔，激动不已，也觉得剧本不满意。所以我在会上建议青岛电视台让作者修改剧本，但作者说，海尔太丰富了，光是低成本扩张兼并国内十八家企业搞多元化这一个发展阶段，里面的谋略和故事就够写20集。他说他不知如何使剧本达到我所需要的高度，让我给他一把梯子。我说，梯子就是深入生活。但作者说他的写作路子是脑子里先有理念，然后从生活中寻找适合这一理念的素材。既然和作者谈不通，我就建议电视台放弃那个剧本，重起炉灶。

    罗：青岛电视台同意换编剧，经丁荫楠介绍，我们推荐了胡建新。他来了以后，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白天一块儿下去采访，晚上回来一块儿研究，每天都为对海尔和张瑞敏新的发现新的感受而兴奋不已。就在要进入写剧本提纲的实质性阶段时，青岛电视台突然决定撤资了。当时我问吴天明还干不干，因为没有资金作后盾了。吴天明说，海尔这样一个题材，这样一批民族英雄，如果我们遇到难处就放弃，不去认真表现，艺术良心过不去。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干下去。我说你可想好了，别后悔。他说绝不后悔。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寻找投资、寻找编剧、撰写剧本等过程中遇到了各式各样的挫折。每当感到有些支撑不下去的时候，都是这样问自己：“是否对这一选择感到后悔？”不能说没有过惶惑，也不能说没有过动摇。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连续两年我们没有一分钱收入，我在中影公司办了留职停薪，吴天明在西影办了退休手续，每月仅拿800元退休金。两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作品问世，朋友们耽心地说，这么下去观众会忘了你们。但最终我们还是战胜了自己的彷徨和脆弱，决心把海尔这块硬骨头啃下去。我们常对自己说：“就算最终我们什么也没拍成，但有幸结识张瑞敏这么优秀的人，看到海尔这么伟大的企业，对我们的人生就有宝贵的意义。”

    吴：没人投资了，我们就自己掏钱跟胡建新订合同，请他做编剧。我们又找到海尔企业文化中心主任苏芳雯，告诉她青岛电视台撤资的消息，但我们决心把这个题材做到底的决心，如果就此打退堂鼓，就对不起海尔，对不起自己的艺术良知。我们并不是想让海尔投钱，因为海尔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想用影视作品给自已作广告。我们只是希望，在我们目前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海尔能支持我们一把，帮我们解决剧本创作阶段的吃住问题。一旦剧本写出来，我们就拿着剧本去找投资。海尔不仅仅属于青岛，也不仅仅属于山东，而是属于中国。不信找不到有眼光的、与海尔情怀相通的投资人。苏芳雯请示了张瑞敏和杨绵绵后，第二天就把我们接到了崂山脚下的海尔山庄。我们继续深人生活，在两个月内访问了近百人次，翻阅了海尔建厂以来能找到的有关档案资料，包括企业自己办的报纸杂志、国内外报刊有关海尔的评论报道文章，以及各电视台制作的有关海尔的专题节目。我们越深入了解，越受到震撼，由衷地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敬佩。在搜集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我们开始讨论剧作结构，然后撰写了近10万字的提纲，又对提纲进行了反复讨论和修改。2000年10月，胡建新写出初稿，因为有别的事情走了。于是我跟罗雪莹又用5个月时间改了4稿。我们把剧本给了山东电视台，我还给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给予支持。吴官正同志很快作了批示，接着山东省委宣传部也作了批示。于是，山东电视台决定要上。他们跟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联系，想跟中央电视台联合投这部电视剧。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上成。我对此至今感到很遗憾，因为那是一个相当感人的电视剧本，虽没有拳头枕头，没有儿女情长，但它的真诚、质朴，它的激情和豪气，一定会征服很多的观众。

    罗：这个题材能够搬上银幕，最要感谢的是广电总局和电影局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去年六月，我到电影局去。电影局副局长吴克听说我们这两年一直在海尔写电视剧本，但没推上去，深表遗憾。他说这是一个挺好的电影题材，你们可以写一个剧本提纲，到电影局来找投资。我们很高兴，可剧本由谁来写呢？当时，我们还是想找一个专业编剧，因为人家毕竟懂得编剧技巧。我们希望把我们在海尔深人生活的体会和资料无保留地全部提供给编剧，由他去写。先找胡建新，他说他再也不愿干这事了，因为费力不讨好，今后就写商业片了。接着又找了别的编剧，有的对海尔精神不象我们那么认同，而且也不愿拿出那么多的时间深入生活，说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好剧本未必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还有的编剧要价太高，而我和吴天明做这件事完全是个人行为，没有公司作资金的支持，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最后吴天明对我说，还是咱俩自己写吧。

    吴：于是，我们就用几个月的时间，自己写了《首席执行官》的电影剧本。我们把剧本送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电影局，他们一看很兴奋，决定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投资拍，并且要作为今年的重点影片。广电总局副总局长赵实问需要多少钱，我当时也没仔细算究竟需要多少钱，怕说多了把人家吓回去，咬咬牙说700多万吧。赵部长说那就700万吧。电影剧本中心组织专家对剧本进行了两次论证，我们根据他们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2001年11月，影片开始筹备拍摄。2002年2月28日，在青岛正式开机。这中间，山东电影制片厂和青岛市委宣传部也作为投资方加入了进来。

    陈：听了你们的介绍，感到这个创作过程确实比较艰难。吴导演，既然遇到这么多难处，你为什么非要拍这个题材呢？

    吴：首先，我们是被张瑞敏、被海尔所感动，在精神上和情感上受到很大的震撼。我在美国呆了5年，看西方文明社会的人际关系、社会风貌，再比较我们一些同胞的行为，感觉非常难过。我们这个民族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人际关糸冷漠，很少有人愿意帮别人的忙。虽然看到的都是些小事情，但让人很寒心。在去海尔之前，我也接触过一些企业家，有些所谓的企业家真是境界很低。90年代以后社会风气不好，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不少中国人缺乏诚信，没有信仰。我当时看了社会上方方面面的问题，真是有些沮丧。到了海尔，我感到一种振奋，一下子豁然开朗，眼前一下亮了，感觉到中国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常感叹中国人素质太低，可是张瑞敏和海尔人表明了，中国人可以非常优秀。他们能做到的，其他中国人也应当能够做到。

 另外，导演和编剧一般情况下不能搞命题作文。受命于谁的东西肯定写不好。如果对海尔不感兴趣，只当作一个任务去完成，那肯定写不好。搞一个好作品出来，必须是有感而发，它正好是你想说的话，借用这个题材表达你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电视剧本是20集，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构思电影剧本，我们是浓缩浓缩再浓缩。影片写了一个当代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历程，实际上是呼唤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们总得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做点什么。

  罗：前几年，我曾经给《大众电影》写过一篇介绍吴天明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他眼里常含泪水？》这个题目来自诗人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觉得用这两句诗来表达吴天明的内心世界很贴切。吴天明本身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这个题材特别适合吴天明，特别能抒发吴天明对中国民族工业和中国未来命运的忧患意识。

  陈：张瑞敏和海尔对你们震撼最大、使你们最钦佩的是什么？

  吴：是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奋斗精神。也就是“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海尔精神。另外，就是海尔的公正的透明的人际关系。张瑞敏说：“我是从工人、组长、班长、车间主任、厂长这么一步步干上来的，被人管理的时间比管理人的时间长，所以我最知道普通员工需要什么，他最需要的是公平。也就是我有能力你不要埋没我，我做出了成绩你要肯定我。”所以，海尔实行的是赛马机制，不是相马机制。也就是“赛马不相马，人人是人才”。在海尔内部的各个岗位，都搭建了若干个平台，比赛的条件公开，比赛的场地公开，所有人都有资格进行公平竞争。至于你能不能跑到前面，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你越深人了解张瑞敏，越觉得他值得尊敬。这是一个品格、智慧、能力等方面都很杰出、非常全面的一个人，我认为张瑞敏是我们当代的民族英雄。短短17年间，他把一个七八百人的亏损集体企业发展成去年（2001年）全球营业额602亿，前14年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80％。这几年由于基数太大，所以速度相对放慢了一些，但仍是以超过50％的速度在增长。在很多外国企业家看来这是奇迹，说张瑞敏创造了一个现实的神话。

 张瑞敏没有任何背景，没上过大学，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退休工人。文革后期他自己上夜校学企业管理，现在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沃顿工商学院、瑞士洛桑工商管理学院给那些未来的国际大公司的经理人讲授海尔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他把孙子兵法、儒家学说、老子哲学跟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学结合起来，在企业内部搞物流整合，建立了市场链的管理体系。西方经济学家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在西方也仅有20％左右的企业处在试验阶段，可在海尔已经基本成熟了。

  张瑞敏每天早上7点多上班，和员工一样打卡，每天到员工食堂吃饭，晚上很晚才回家，吃他妈妈做的家常便饭。月工资只有几千元。海尔股票上市的时候，他跟每个工人一样只拿1700股。直到现在他家住的是三室一厅的公寓房。张瑞敏没有小蜜，不到夜总会唱歌，不陪影视明星吃饭，不打高尔夫球，吃喝玩乐这一套他丝毫不感兴趣。组织上几次安排他到省里和北京当领导，他都不去。他把全部时间用来工作，看书，思考，策划，去实现他的理想——把海尔变成全世界最著名的国际品牌，振兴民族工业。

  陈：听起来张瑞敏真是很优秀，生活已经为你们的影片提供了理想的原型。

  吴：我的感觉就是说不尽的海尔，说不尽的张瑞敏。不管是管理企业还是做人，各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有人建议我们写海尔必须要以上帝的眼光俯视他们，我做不到。我不可能比张瑞敏高，我的境界达不到他的那个境界。因此，我俯视不了张瑞敏，我是仰视张瑞敏。当然他不是完人，他有缺点，他除了工作就是看书，用我们俗人的眼光看，他的生活很单调乏味。但正像他所说的，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欲成就大事业者，必须有所舍弃。要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

  陈：有人认为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纪实地写不是艺术，往往也不感人，因此必须虚构。你们怎么看？

  吴：我们从创作电视剧开始，立足点就是要告诉观众一个真实的海尔。所以我们力求从剧本开始，就不离开海尔胡编乱造。因为海尔是中国的唯一，它本身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是我们编造不出来的。《首席执行官》这部电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节片，它是选取了海尔发展历程中的几个经典案例，将其用戏剧结构联缀起来，朴实平和地讲述张瑞敏的所思所想，海尔人的所作所为。我相信很多观众会喜欢这部影片，因为目前我们中国最缺的东西，海尔人已经给我们做出来了。

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中，真实和虚构有个度的把握。一般来讲，胡编乱造容易好看。但海尔的情况不能瞎编。比如张瑞敏和总裁杨绵绵的关系，是很纯粹的志同道合。张瑞敏是海尔发展蓝图的设计师、谋略家，海尔文化的布道者。杨绵绵是张瑞敏思路的推行者，实干家。他们彼此信任，配合默契，才使海尔出现了目前的局面。不能为了票房效应，把两个人的关系暖昧化，写什么婚外恋，男女之情。为了增强可看性而离开海尔的真实性去瞎编，实际上是陷入了另一种模式。那也是一种老套子，有啥意思呢？

    罗：我们写的都是真实的，编的东西很少。所谓编，在我们的剧本里就是把人物和事件提炼一下，情节改造一下。比如今天发生的事和昨天的事儿掉个个儿，或者把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弄到那个人身上去，但大的事件都是真实的。主人公的台词大部分都是张瑞敏的原话，富于哲理，非常精彩，我们根本编不出来。我们只是把语言弄得更精练一些。

    陈：在你们这部影片中，是直接用海尔的名字，还是虚构了一个另外的名字？

吴：海尔靠产品和售后服务的质量和信誉，从不靠影视做广告。直到今年年初，他和杨绵绵还是不同意我们这部影片用海尔的名字。为了更好地宣传海尔精神，广电总局希望影片用海尔的名字，让我们去说服张瑞敏。电影发行公司的人说只要影片用海尔的真名，他们绝对有信心在全国发行。因为每年到海尔参观的人有50多万，很多渴望成功的人都很关心海尔的信息。经过我们再三说服，张瑞敏终于同意用海尔的名字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硬让我们把他感动了。

另外，从拍摄的技术角度讲，我们也希望用海尔的名字。否则，我们拍摄起来就太难了，因为在海尔，无论车间、办公楼、厂区、宾馆，到处都是海尔的标志，拍摄时很难避开。如果靠美工部门对环境进行改造，耗费的人力和财力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罗：海尔对这部影片的拍摄一直采取很低调的态度，从开机到停机，张瑞敏和杨绵绵一次也没有到现场看过。剧组离开青岛时，海尔集团给我们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这是唯一的一次招待剧组的活动。张瑞敏的致辞虽然简短，但很今人感动。他说：“我和演艺圈的人很少接触，在你们眼里，我们这些人是另类；在我们眼里，你们这些人也是另一个星球的人。今天我们之所以殊途同归，是因为我们共同在讲述着一个沉重的话题，那就是人关以后，中国的民族工业怎么办？我们为讲好这个话题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吴天明和罗老师为这个剧本在青岛在海尔生活了两年，这两年的时间他们本来可以接别的戏，挣更多的钱，但他们为了创作这个剧本，两年他们没有任何收人。我们也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一句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中国，出了名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出了名，好事会被说成坏事，没影儿的事也会栽到你头上。所以，我们并不希望通过这样一部电影使自己出名。但是如果这个片子能够对振兴我们民族精神起到一点作用，那么，即使海尔付出再沉重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陈：作为影片的核心人物，你们用哪位演员来演张瑞敏？在演员的选择上出于什么考虑？

    吴：演员与他所扮演的角色，最好能做到形神兼备。但找一个形象、气质、学识、修养都能跟张瑞敏相匹配的好演员很难，我们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满意的。有些演员条件倒是不错，但没有档期，或者对剧本不感兴趣。既然找不到形神兼备的演员，在形似和神似这两方面，我们首先选择神似。

    罗：男主角的人选，也是海尔员工最关心的问题。他们非常拥戴张瑞敏，在目前我国各行各行的上下级关系中，很难见到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每次见到我们，经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谁来演我们的张总？”吴天明最后选定演主角的演员叫石凉，他是去年才从法国回来的，在那里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虽然不是表演科班出身，但表演松弛、自然，而且会说流利的英语、法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电影中有不少与外国公司大老板的对手戏，剧情规定主人公后来要用英语与他们说话。生活中的张瑞敏一米八几，导演希望主演的身材也高大些。一是与原型更相近，二是在与那些高高大大的美国演员演对手戏时，形象上也不能输给他们。石凉一米八三，体魄魁梧，气质硬朗，面部线条明晰，比较上镜。根据导演的要求，他跟张瑞敏一块儿生活，一块儿办公，到张瑞敏家里跟他父母聊天，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接触，收获很大。他的表演越到在来越松驰，尤其是与外国演员的戏，很有魅力。石凉现在在影视圈里名气还不大，但估计演完这部影片，肯定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陈：影片中有六、七个重要的外国角色，是在国内找的留学生、外籍专家来演的，还是到国外找的专业演员？

    罗：我们影片中的德国工程师、德国兰勃公司总裁、总裁高级助理、法国著名连锁店老板、美国海尔公司总经理、美国AE公司副总裁及其高级助理，都是吴天明在洛杉矶报纸上登广告，从从200多名应征的好莱坞职业演员中选来的。吴天明认为，我们这部戏外国演员的戏很重，他们表演的成败对主人公的塑造至关重要。因为这个片子的重点不在于写海尔创业的艰难，而在写海尔的国际化。张瑞敏说过，初创时期的艰难很多企业都经历过，并不光是海尔苦。如果我们的片子就停留在写创业怎么苦，那还是比较陈旧、比较老套的，不可能反映出海尔的特点。而且，光写企业的艰苦奋斗有什么劲？就好比部队攻城，你光说他们行军走了多少路，打仗死了多少人，可最后城没攻下来，这支部队有什么可值得说的？那么，什么是海尔独具的特点和最引以自豪之处呢？是海尔的国际化。在国外建了厂并且成功的企业，就一个海尔，它是我国目前为止唯一可称作跨国公司的特大型企业。海尔的对手已经是国际的大公司了，主人公的对手就是那些外国大公司老板。所以，看我们的电影，很多篇幅就像看外国片似的，都是主人公和他的部下与外国老板的较量。外国演员无论男女，一个个都长相漂亮，气质潇洒、自信，表演特别放松，为我们这部戏增添了许多光彩。这些演员都很敬业，吴天明事先跟他们说好，为了合体，也为了节省制作经费，服装饰物由他们自己带。这些演员很配合，从洛杉机飞来时，都带着满满两大箱子衣服，裤子、皮鞋、衬衫的颜色都是配套的，供导演挑选。我们的演员与他们合作得很愉快，尤其是扮演凌敏的石凉和扮演常立夏的马跃，英语说得特别好，那种对话非常长中国人的志气。

    陈：除了你们之外，这部影片的其他主创人员也都能认同海尔的精神吗？

    罗：从影片筹备阶段开始，吴天明就提出，挑选主创班子依据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必须理解和认同海尔的价值观念。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创作人员到了海尔，该看的看了，该听的听了，事实都摆在那儿了，他还是不相信，问：“这是真的吗？这可能吗？”如果创作人员不相信影片所要表现的东西，对要表现的东西不感动，没有激情，他怎么能表现得好呢？所以吴天明把相信海尔、认同海尔的创业精神和团队精神作为选择创作人员的第一条，不断地筛选、更换。起初，剧组的一些人参观了海尔生产线之后，回来说：“海尔的这帮人都是机器、奴隶呀！”吴天明就组织大家讨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吴天明说，一个企业就象一部构造精密的大机器，每个员工的作用就象齿轮和螺丝钉。现代大企业里的员工跟我们个体艺术工作者不同，他们必须认同企业的文化理念，把追求个人价值和实现企业的大目标统一起来。就象一个剧组，全体演职人员的聪明才智必须统一在导演的总体艺术构思下，影片的创作才能成功。开机之前，正赶上海尔集团召开2001年度十大功臣表彰会，得奖的十位功臣绝大多数是拥有博士学位的管理干部或外国专家，是各个领域高精尖的人才。这说明海尔非常尊重知识和人才，不是提倡奴隶主义；海尔的发展靠的是最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科学技术，而不是过去那种“老黄牛精神”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个颁奖大会，使我们摄制组的全体人员深受震动和感动。

    陈：吴导演，你过去的影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这部影片的创作中，你有什么新的追求吗？

    吴：在写剧本时，有一次跟张瑞敏聊天。他说他春节期间又认真读了一遍《菜根谭》，里面有几句话，讲得很好：“文章写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本然；做人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本然。”他说，其实做企业和做人、写文章是一个道理，就是“企业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本然”。这个“本然”，就是全心全意地为用户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我就想，拍电影也一样，电影拍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本然。也就是去尽铅华，返朴归真。你想想，世界上哪个电影大师是耍花招耍出来的？电影语言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是艺术家们比到最后，不是比你的手段有多么花哨，而是比你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和把握有多深厚。这是艺术的根本。所以，我们这部影片在艺术上没有用太花的手法，而是追求与内容相一致的真实、质朴、凝重。

    罗：吴天明始终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无论创作任何一部作品，都力求以生活真实作基础，做到艺术的质朴、真实，很少搞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他相信，一个作品如果能够真实地表现时代，就能超越时代，具有保留下来的永久价值。对生活的热爱和深入，以及对美好人性的追求，使他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充满了激情，走路干事风风火火，做案头工作和现场拍戏时常常热泪盈眶。剧组的许多年青人都慨叹，精神头儿比不上导演。他创作这部片子也是充满激情的，至今谈起海尔，仍是激动不己。发自创作者内心的真实的激情而不是“伪激情”，这应该算是这部影片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

    陈：这部影片被列入主旋律影片。你觉得跟你过去的影片相比，在主题上有没有变异？

    吴：现在主旋律影片在观众中名声不太好，觉得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电影。以致观众有一种逆反心理，一听主旋律就不看了，你说得再好我也不看。所以我不太同意把电影分为主旋律和非主旋律。我就是想把《首席执行官》拍成一部好看的电影，拍成一部给中国人长点儿志气、提点儿神的电影。美国电影是把假的拍成了真的，很多中国电影是把真的拍成了假的。唱高调，喊口号，人物的感情、关系都不对，观众不逆反才怪。老说假话，就没人爱听了。如果你说真话，真实地反映生活，那出来的就是另一个样子。我觉得这部影片和我过去的影片在创作的立意上没有变化，在我的创作道路上并不存在一个转弯。从我的创作思路来讲，我是一直想在我所做的影片里，表现一点我们民族的善良和正气，象《没有航标的河流》、《老井》、《人生》、《变脸》、《非常爱情》，还有《黑脸》、《黄河人》、《都市情感》等电视剧，它们在精神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好多人说我是主旋律导演，就像说冯小刚是贺岁片导演一样，他不愿戴那个帽子，我也不愿意戴这个帽子。因为这是不准确的。

    罗：吴天明这代艺术家大多信奉“文以载道”，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认为艺术总是要表现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应该对这个民族有所启迪，有所振奋。虽然吴天明拍的作品有时未必都那么直接地表现出他忧患的情怀，但骨子里都渗透着他对我们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关切，深藏着一个热血汉子的大爱和大恨。比如《变脸》和《非常爱情》，写的虽然是普通人的情感故事，但都是针对现在社会上善良纯净的东西越来越少有感而发，想通过影片呼唤人间真情。《黑脸》则抨击腐败，呼唤正气，提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都市情感》揭露了文化娱乐圈里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呼唤“老老实实做戏，清清白白做人”。海尔则给他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得以直抒胸臆的天地。

    陈：吴导演，就你自己的感觉，拍这部影片比起以前拍《老井》，是更难拍，还是更好拍？

   吴：难度是一样的，反正都得下功夫。不过现在统领一个摄制组比那时要困难得多。现在社会风气不正，创作气氛也不象拍《老井》的时候那么浓。过去大家为了艺术可以奉献，精益求精，精气神儿都很足。现在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些。现在很少有人愿意跟着你下生活，很少有人愿意费脑子研究这研究那，大多数都是挣一把钱就走。

    陈：现在创作人员的心态普遍浮躁，作为导演，你还要不要严格管理？

    吴：拍这个片子就是靠严格管理。我们拍戏的几个月里，每天都是准点出发。你迟到可以，我们按时开车，车不等人，你自己打车到现场，不但车费自己掏，我还得罚你，每迟到一次扣酬金的3％。有怨言就有怨言，不这样就保证不了拍摄进度和质量。

    我们在筹备阶段组织演职员一块儿深人生活，每天回来开会讨论收获体会。并要求大家对每场戏的拍摄提出建设性意见，使大家对创作都有一种参与感。创作人员都很感动，说这么多年他们参加了那么多摄制组，很少有人再深人生活了，好久没有见到这种氛围了。我对大家说，我这个人很笨，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导演。但我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吸纳大家的智慧。而最聪明的导演往往是能够集思广益的导演，永远能把别人的智慧变成自己的。用句形象的话，就是我把你们都吃进去，可经过我的肠胃消化，拉出的屎是我吴天明的。

    罗：影片刚开机的那天傍晚，我们正要收工吃饭的时候，吴天明接到西安三弟的电话，母亲在半小时前得癌症去世了。吴天明的母亲从40年代初就跟随丈夫为革命出生入死，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追捕，曾带领吴天明和他的弟妹们渡过了颠沛流离的岁月。我去他家看过她，是一位非常坚强乐观、识大体明大义的老人。吴天明非常敬重和爱戴他的母亲，去青岛出外景前，他曾回西安看过病重的老人。回来后对我说：“我和我妈告别的时候，她躺在床上，一直目送我走到屋门口。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也许是最后一面了。”母亲的去世对他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剧组的人知道后都为他难过，但也不知如何安慰他。道具组长给他弄了一块黑纱，他本来想戴上，但第二天却没有戴。我问为什么不戴？他说：“如果我戴上黑纱，全组看着我就会感到很压抑，影响大家的创作情绪。”他父亲十几年前就去世了，他是长子，却没法扔下摄制组回西安主持母亲的丧事。那天他一夜没睡，写了一封唁电和一幅挽联，让我帮他发到西安。原文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母亲：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全是您的故事：

你当着我和弟弟的面剁下一只公鸡的头说：“你们谁敢说自己姓吴，我就剁了他的头！”那年，我八岁，弟弟四岁，您也只有二十八岁。父亲带着他的游击队往延安偷运药品、火柴、枪支、弹药，半年不露一次面。您领着我和弟弟东藏西躲逃避敌人追捕，一个地方不敢住三天。您杀鸡儆“猴”，不让我和弟弟暴露我们的身份。

那年，我们被人出卖以后，敌人把您绑在拴马桩上，刺刀戳透了您的棉袄，您只咬定一句话“不知道”！不知道父亲派来送东西的游击队员在哪里，不知道您亲手掩藏的枪支和“文件”在哪里。您不识字，但您懂得“文件”的份量。

在提审您的长官面前，您脸不变色镇定自若，一口一句“我男人姓张”。敌人半信半疑，答应放我们回去拿“东西”，“三天不把东西送来，就去提你们一家人的头！”您聪明地应承下来，可回家的第二天拂晓，您就带着我和弟弟逃之夭夭了。

有一天，我们母子沿着一道荒无人烟的河谷走到天黑，找了一孔废弃的窑洞安身，您拣了些树枝堵住窑门。没有想到，半夜饿醒的弟弟嚎啕大哭，引来一群野狼围在门口。没有灯火，没有刀枪，您硬是挥着一根木棒连喊带敲，与狼对峙到天明……

敬爱的母亲，您默默无闻地当了一辈子“家属”，为丈夫和子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虽然您没有创建什麽辉煌的业绩，没有留下钱财地产；但是，勤劳、坚强、自尊、刚正的品格却给我们树起了为人的标准，这是您留给我们享用不尽的宝贵遗产。

敬爱的母亲，我因公务在身，不能回来给您送行，请原谅您不孝的长子。

敬爱的母亲，我永远爱您，永远怀念您！

安息吧，敬爱的母亲！

 

                         您的儿子 梦

                     2002年2月29日凌晨 于青岛外景地

 

  为母亲灵堂草拟的挽联：

             伟大母亲

  为丈夫为子女终生辛劳无悔无怨

  求生存求尊严一世磊落有情有义

 

     陈：你们在海尔拍摄的时候，海尔是不是为你们提供了一些方便？

    罗：海尔无偿地提供了场地，并尽一切努力，创造我们所需的拍摄条件。比如在车间拍戏时，因同期录音的需要，必须停掉生产线上的生产。这一停，往往就意味着几十万元的损失。可人家就给你停了。当年张瑞敏砸了76台不合格的冰箱，我们在影片里也要砸76台，而且必须是崭新的、有内胆的。海尔就提供了当年那种样子的冰箱，全部重新喷上漆，交给我们砸。

海尔物流在全国各地有上万辆大型货柜车，满载着海尔家电在高速公路上奔跑，如巨龙般浩浩荡荡，极为壮观。为了拍出海尔物流车队那种壮阔的气势，导演要求大的货柜车顶上要喷上海尔两个大字，然后用直升机航拍。光喷这个漆我们就花了6万块钱。而海尔为了我们拍摄，把喷好漆的100辆物流货柜车扣下来，一个星期不准出青岛，物流本部的直接损失60万。第一回拍的样片冲印出来一看，那些车都象摆长蛇阵一样，在高速路上趴着不动，这是因为直升机的速度和车速没有调控好。这批样片肯定用不成了，重拍吧，又得调动物流货柜车队，吴天明实在不好意思再给海尔添麻烦。看导演为难，我就对总裁杨绵绵讲了。她说：“那就重拍吧，不要让影片留下遗憾。”第二次我们和物流车队一起研究改进了拍摄方案，吴天明坐在直升飞机上亲自指挥，拍出的效果好多了。

    陈：吴天明在艺术上的较真儿是有名的，拍这部影片是不是还这样？

    罗：没错儿。影片结尾处有一个镜头：主人公站在办公室窗前看海尔员工潮水般地涌进厂区，心中涌出万般思绪。现在海尔各个事业部员工的工装颜色不统一，有蓝的，有粉的，有苹果绿的……为了航拍出“海尔是海”那种蓝色海潮般的效果，我们就花20万元做了2000套蓝色的海尔工作服。砸冰箱那场戏，因为场面大，导演镜头分得太多，用12米高的升降机拍那些镜头，拍到中午时光线就不行了。为了光线讲究，就得停下来，找晴朗的日子再拍。所以，这场戏拍了好几天才全部完成。

结尾17周年厂庆的戏，本来我们用的是大红背景，金字，主人公在台上讲，几百个群众演员坐在台下听。这场戏整整拍了一天。样片出来后，导演觉得不好，太实，太燥，没有海尔那种特现代特透明的气氛。我们就找广告公司重新搭了这堂景，用的是大型蓝颜色的背板，上面贴白色字，显得干净、透亮，是一种虚拟的写意的手法，放在了整部影片的结尾。返这么一次工，得花费几万元。但是为了艺术的准确，就必须得这样做。

    陈：听说海尔的办公楼和厂房都非常漂亮，这也是这部影片在画面视觉上比较现代的一个原因吧？

    吴：在海尔的各个角落，你见不到一个小纸片。盆栽植物的每片叶子都擦得一尘不染，车间里的每块玻璃都落实到由谁来擦，谁来检查。无论车间还是宾馆，都是那么明亮干净，装修考究。这次我们去法国和德国一看，海尔的环境设施与国外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比外国还要好。由于海尔给我们提供了这么现代化、这么好看的场景，所以影片拍出的画面非常漂亮，非常现代。整部影片的色彩基调是蓝色的，透明的。从中，你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企业的非常崭新的面貌，与电影《创业》的那个年代的环境氛围截然不同。这个环境氛围就使你不能随便扔一个小纸片，不能随地吐一口痰，不能随便抽一支烟。所有的人一踏进海尔园，顿时就变得文明，变得自律起来。这就是环境的力量，也是海尔企业文化的力量。由于海尔规定不准在工业园内吸烟，我们剧组的烟鬼们到那儿自然也不吸烟了。实在憋不住的，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开车到厂门口去吸几口，也这成为海尔园门口的一道风景。为了保护地面，我们所有摄影、照明、录音设备的轮子、支架都包上了网球和软布。

    陈：工业题材影片难拍，在电影界是有定论的。你又是第一 次拍，可以想见克服了很多困难。

    吴：过去人们都认为我是农民导演，是黄土地上的导演，我也说自己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这次却拍了一个现代的工业题材，海尔又是我们国家最先进、最国际化的企业，这的确有点出人预料。工业题材的确难写得很，尤其是海尔，它的许多管理经营理念，不仅我们过去闻所未闻，在全世界也属于最先进的。电影虽然不是企业管理教科书，但如果你不把这些看起来枯燥难懂的东西吃透，就谈不上用生动的艺术形式予以表现。所以，我们就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点儿一点儿地啃。我们相信，海尔既然感动了我们，把这些感动了我们的东西搬到银幕上，也一定会感动很多人。我们现在正做后期，剪片子、录音乐时，就常常掉泪。跟人说起海尔，说着说着也掉泪。虽然我们不是海尔员工，可自己己经把自己当成了海尔人。一听谁说海尔好，我们心里就特别高兴，像夸自己的家一样。影片中的人和事都是我们真正感动的东西，所以才能感动别人。如果我们自己麻木不仁，肯定拍出的东西什么都不是。

    陈：过去作为西影厂厂长拍片和现在作为普通导演拍片，感觉上有什么不同？

    罗：这个问题我想先说说我的看法。由于几年来一直与吴天明合作，所谓“旁观者清”。吴天明在80年代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时刻，那时电影界把西影当作中国新时期电影的一面旗帜，而吴天明则是这面旗帜的主帅，在他的旗下，杀出了一支年青的生力军。然而，在那种众星捧月的辉煌下面，也掩盖了很多虚幻的东西，滋生着他的浮躁和不请醒。在美国几年的沦桑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人说他那段经历是“走麦城”，但这并不完全是坏事。对于艺术家来讲，任何一种人生经历，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身处逆境更是如此。现在，他的眼界更开阔了，对世态人心的认识更透彻了，对世俗的浮华功名看得更淡漠了。总之，我认为他现在的心态更平和、更沉静了，有点洗尽铅华返朴归真的味道。

    吴：我觉得自已现在这种状态挺好，去掉了浮华，始终保持一种平常人的感觉。

      

                                            （本文原载《电影艺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