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我的经历来说呢，有某些接近的地方，因为我也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了中央电视台，杨台本身也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了中央电视台，所以这有一种天然的接近感，因为在电台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谈起这件事情。其实我第一次见到杨台是在93年的八月份，东方时空刚开办了三个多月，当时就在梅地亚，办了一个东方时空百天的活动，那次我才感受到杨台对东方时空的巨大支持。我相信很多人一谈到杨台当台长的这段生涯当中，东方时空的推出是一个亮点，这不仅仅是中央电视台推出来的栏目，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中国电视改革的一个标志，那么这个比标志就是以东方时空为载体的，而正是杨台推动了它。从我的个人的记忆当中，就是那天那个百天的活动中，看到了杨台对它有多么的支持，甚至投入了情感。因为我们在梅地亚举行这个活动是第一次，大家多少有点忐忑不安，但是杨台带领了很多台领导出席了一个栏目的百天的活动，我相信在电视台的历史中，这样的事情不会太多。来了之后，和我们的编导，主持人度过了这一个晚上，本来我们要很早走后来又推迟不走，并且在活动的过程中临时增加了一个叫“台长奖”，我们当时有抓奖啊，然后评奖啊，是他决定我要有个台长奖，让他的秘书（助手）回到他的办公室拿了一个电台的一个小电视，好像只有九寸，是我们的一个大姐得到了这个台长奖，大家都觉得真够幸运的。一个栏目的一百天的活动，杨台是个性情中人，很开心，还拿了个礼物给大家，但是这件事情，你回头去看，他对东方时空改革的推进和重视。

那很快的时间就是焦点访谈很快在第二年的四月份就推出了，这两个事情连接在一起，成为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和改革的一个标志，那我就想，通过这样的细节，就知道杨台多么不容易，当时就这个名字，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们新闻部的主任孙玉胜，在跟我们谈讨叫什么名字的时候，说他和杨台探讨了两个多小时，你看，一个栏目的名字，焦点访谈，杨台会细致到谈两个来小时，你就想想他对这个重视的程度。

我觉得杨台是个举重若轻的人，不是一个事无巨细的人，而是一个把握方向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97年的三峡大江截流，我们是在船上作直播，那个时候中央台刚刚开始做大型事件的直播，之前是香港回归的直播，然后十月份就是三峡大江截流的直播。我是主持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一天早上在吃早饭，在三峡的船上，我看到杨台来了，我们就和杨台一起吃早饭，当时离直播开始还有一个小时，我就问了杨台一句：“杨台，你有什么吩咐没有？”因为一会直播就开始了，结果杨台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杨台说：“放轻松，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个给我的印象比较深，他知道在那样一个大事件，多少会有点紧张，但是他不是给你施加压力，而是给你排遣压力，给你这种心理按摩。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有点举重若轻的意思，所以我和杨台唯一的一次单独合影好像就是这次。当然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合影，视协啊什么的，但是那次是我特别要求的。我说，杨台，我们俩合个影，我们在船上，以大江截流为背景，然后穿了一个工作服，我们俩合了一张影。这个我印象很深，为什么要合这个影，这个和他那天早晨给我的吩咐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做舆论监督这样的节目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关键是一个分寸感，分寸感的拿捏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杨台的奉献是很大的。作为一个台领导，如何让这个节目让二老满意，就是老领导和老百姓都能满意，这样台领导首先承担着一个巨大的压力，这个事情如果分寸拿捏不好，稍微一冒泡，可能前进就会变成后退，但是他始终让我觉得这个分寸拿捏得很好。我觉得他有一个大原则，杨台对大的方向的判断是准确的，杨台的业务能力是能够让他用业务去化解很多危险，风险，不是求过瘾，是在中间拿捏一个很好的平衡，不是为了安全就牺牲节目，也不会一心就投在节目上不考虑安全，这一点，从分寸的拿捏上，从东方时空到焦点访谈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分寸感和平衡感，要么成烈士，要么就成了极其平庸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杨台这点是很强的。

那么好多次，在我们做得很多大的节目的审片都是杨台，包括我在做十五大的一系列节目等等，都是杨台在审，那么多次看杨台在审片，就能感觉到他的举重若轻和平衡感的问题。他不是看完节目要一二三四说一堆的人，只是点几个点，而且很放松，这几个点都是方向性的东西，他不会纠缠于细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在方向上给你指出来，而不是细节，我觉得细节的调整是电视人所作的事情，而从把关人的角度来说，他只是把关一些方向，分寸，等等。所以他每次审完片话都不是特别多，但是都很准。那么多次审片，尤其是一些大型题材的审查，你看不出他有太大的压力来，他不会用大量的话语来缓解这种压力，说明他很自信，非常自信于这种分寸感和平衡感的拿捏，我觉得这个印象是很深。   

我做过很多的大型的直播，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他给我们施加压力的印象，说明他是有意识的创造一种相对放松的环境，然后让员工更好的发挥。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说，我们这批主持人能够出台，首先来源于我们身边的人的选拔，比如孙玉胜，时间啊，他们这一批人，把我们选出来，但是最后的定夺权还是在杨台的手上，所以我们这批歪瓜裂枣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我想背后一定有杨台的默许，甚至支持，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在视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我说，“其实我们这一批的主持人都应该非常感谢你，要是没有你带来电视和节目的改革的话，是不会有我们这批主持人的诞生。”我每次见到杨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深切的感谢之情，而且我也在给别人传递这种感谢之情，前不久，在上海的25年，25人，杨台去了，碰见杨台还是非常亲切，晚上我在给更年轻的主持人在介绍：“杨台是我们的挖掘者和恩人，没有杨台的话就不会有我们这批主持人。”

主持人化和节目化就是杨台的功绩，他是一个行动者，而不是一个说很多的人，话不多，但是行动很迅速。很符合广东人的特点，非常的实干而且速度很快，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回头去看，那段时间的改革是石破天惊的改革，触碰了很多敏感的地区，像舆论监督啊，东方时空，包括机制的变革，比如东方时空采用了新的制片人制。有一定的财权一定的人权，这种对传统体制的突破，是相当了不起的。杨台是有勇气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做事情要有勇气，他也要有勇气去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广告招标，我主持了八年，回头去看，广告招标的源头也是在杨台那里，他敢于把这个紧俏的资源，公共的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去整合，这比过去求人，找关系，作广告，一下子变得民主和公开，更加的市场化，你看这样的一个行动也是他推动的，他有方法，有勇气，注重行动。

我的经历很简单，我九三年来中央电视台，然后在东方时空，360度，新闻会客室，中国周刊，还有中央电视台所有的大型直播，从97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