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牛行街——因牛而名

一座城市缘于一条街曾经名震全国，一条街因牛而得名，这条牛气冲天的街，就是漯河的牛行街。

己丑年，中国的农历牛年。牛年说牛，自然就想起了漯河的牛行街。

说到牛行街，回避不了的应该先追溯一下漯河市的成长史。

现今的漯河市，开埠于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因濒临隐水（今沙河）故名隐阳城，实为一镇的建制，由召陵县管辖。南北朝时，隐阳城改名为奇雒城。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汝水篇中记载：“汝水又东南，经奇雒城西北，今南颍川郡治也。隐水出焉，世谓之大隐水。”颖水篇中又记载：“颖水又东南，汝水支津注之，水上承汝水别渎于奇雒城三十里，世人谓之大隐水也。东南径召陵县故城南。”郦道元这里所言的“隐水”，即为发源于河南省方城县的澧河与起源于鲁山县石人山间的沙河，“丫”字型交汇于此后的沙河。至隋朝大业年间，召陵县并入郾城县，此处自然归郾城管辖，并更名殷城。《资治通鉴》有“唐代平淮蔡吴元济叛乱，曾运扬子院（今江苏仪征县）米，自淮阴溯淮入颖，自项城入殷，输于郾城。”的记载。自西向东横亘于此的沙河水，日夜川流不息。南宋时，沙澧河交汇处自然形成的渡口，早已成了达官和商贾旅人南来北往于许昌与信阳的必经要津。久之，渡口处日益繁华。为防洪水与土匪骚扰，殷城周围修建了寨墙。寨名“源汇”，取沙澧河在此交汇意。镇名“上口”，以别于沙河下游的“下口”镇（今周口）。元朝时，上口镇又因其沙澧河交汇处状似海螺而更名为螺湾河镇。《郾城县志》对此记载为：“沙澧二河在镇西北汇流，形似螺，因此名湾为螺，地以湾名。”明朝永乐年间，此处已是荟萃四方宾客、八方贾旅、天下名物的风水宝地。时任郾城县令的王季立曾赋诗曰：“沙河东流碧，螺湾汇双河。舟行此焉薄，估客南来多。江淮百货萃，此处星辰罗。木棉茧如雪，收入云间梭。”

今日“漯河”地名的鼻祖和知识产权所有者，应是明朝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的郾城县令——这个由山东定陶来的进士，认为“螺”字偏旁有虫，既不雅观又不吉利，遂去虫添水，改“螺”为“漯”。“漯”与“湾”与“河”均有水，字面上亦暗合了沙河与澧河，真可谓有水平的一字之变革。

清朝晚期修建的卢（沟桥）汉（口）铁路途经此地，车站建立时，曾取名“漯湾河车站”。后因其名字繁琐，省略为漯河车站。漯湾河镇亦随之更名为漯河镇，隶属郾城县。

1948年7月，县级市漯河诞生。漯河与郾城曾两度分合。1986年1月，国务院批准漯河市升格为省辖市，下辖郾城、舞阳、临颍县和源汇区。并被赋予“内陆经济特区”权限。2004年，漯河市经历了再度行政区划调整，辖区变为郾城、源汇、召陵三区和舞阳、临颍两个县。城区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人口130万左右。从起点到终点，时光老人用历史这个大圆环，一下子画过了三千余年——商周时期的隐阳城（漯河市的雏形）归召陵县辖；如今的召陵区（原先的召陵县）归漯河市管。

至此，一个全新的漯河脱颖而出，并以“双汇集团”为龙头所形成的“全国食品名城”、“全国园林宜居城市”等，再次名震全国。

如今当地附近周边农村民间百姓，仍有到漯河市区说是去“口上”、“河上”的口语习惯，由此可见其悠久历史的影响力。而近现代的牛行街在全国的名气之大，也不输于过去的“河上”。

现代漯河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发轫于牛。由牛的买卖交易而形成的名震遐迩的市场，助推了二十世纪前期漯河经济的发展，歪打正着地促进了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的成长壮大，并与漯河火车站的发展相互促进。现在看来，那时兴旺发达的“自由牛经济”，还培育了当地市民阶层的整体市场经济意识，为许多人的头脑烙下了深深的自由市场经济贸易印痕。这无疑也为带上“内陆经济特区”桂冠后城市经济的腾飞，埋下了伏笔，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牛行街，地理上位于漯河市区的老城区。它西邻澧河，北接沙河，南达干河陈，长约三华里。清朝宣统三年春天，也就是1911年的农历三月，一个名号“天顺长”的牛畜交易行，在寨内的开张揽客，迈出了漯河牛行街的第一步。随后相继挂牌号开张的牛行，一家接一家。时值清末民初，朝代更迭加之农耕经济的需要，使得开张大吉的源汇寨内的自由牛经济贸易，红红火火，终日人来人往、牛气哄哄。寨内狭窄的地盘容纳不了由水陆两栖赶来的大江南北的客商，随着“共和义”牛行的迁往南寨门外，紧随其后，不少的牛行也纷纷外迁到南寨门外这条两辆牛车错车都难的南北走向土路旁。由于比邻皆为牛行，做的是牛畜生意，约定俗成此为牛行街。

至民国24年（1935年），漯河牛行街有牛行147家，牙纪等从业人员约1500人。全年牲畜上市量80万头，成交量达28万头。若仅按成交量计算，平均每日成交近800头。买卖商贾来自河南、安徽、湖北、广西、云贵川、冀鲁晋、京津沪、赣湘粤，以及天山脚下的新疆，成为牛行街的黄金鼎盛期。而早在1921年，居住在漯河马路街的英国商人安子钦，就夹着他的黑底烫金浮雕有中英文对照的“英商华蒙公司”招牌，操着磕磕巴巴说不囫囵但意思明显的“洋泾滨汉语”，通过牛行商会牵线搭桥，连续多年，在牛行街用银元现金大量收购菜牛，每日集结约50头牛后，雇人一路赶着经马路街到漯河火车站装车运往天津，然后再换船运往国外。有时装不上火车，就由牛行街的伙计赶着浩浩荡荡的牛群到山东东昌府，集结后再转运天津。谁也没有想到，虽然为水陆要津但地处中国河南内陆的螺湾河小镇的对外经济贸易大门，竟是由牛行街的牛一头撞开了！

抗日战争后的硝烟战火，抑制了牛行街的红火行情，牛行萎缩至40余家，并日渐萧条。但是来自豫山陕鲁等地的菜牛、药用驴和骡马交易基本一直未断，有的年份成交量还较大。日本侵略者经常到此掠抢。但同时，牛行街也为中国抗日军民提供了不少的牛马骡驴。1951年漯河市供销合作社对部分牛行和牙纪进行了组合。1953年牛畜交易量回升至近26万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漯河牛行街的牛畜年交易量降为3万余头。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百姓肉食品种的日渐丰富，牛行街这种原始韵味浓郁的自由交易方式，悄然退出了漯河当地经济发展的舞台，成为一个带有地域特色的历史背影和经济文化符号。

牙纪——这个具有独特地域行业色彩的职业，也已经随着原始意义的漯河牛行街的消失，而日渐淡出了今人的视野。但若按其从业性质特征分析，牙纪无疑是现今流行的各色中介的始作俑者。只不过那时的牙纪不像如今西服革履、油头粉面、胳肢窝夹着牛皮猪皮或鳄鱼皮包、手拎“大哥大”或笔记本的中介者，这般招摇过市。在清末民初年间兴起的漯河牛行街牙纪，穿的是或黑或蓝的手工布纽扣对襟衣绾腰直筒家纺粗布裤，足蹬手工纳底布鞋。若是冬季，肥阔大襟布棉袄的腰间还会系条宽布作御寒腰带。右手捏着长柄铜烟袋锅，左手拎着或瘪平或鼓囊的劣质烟叶沫袋，两眼一会瞅瞅牛的买主面部神情，一会瞧瞧牛的卖主的脸色与眼神，再随意地将用细绳连接着的铜烟袋与烟叶袋一前一后的甩搭在左肩上，顺手掰开牛的嘴唇，边察看着有几颗牛牙，边嘀咕着或褒或贬评价着眼前的牛，然后，将右手伸进买方或卖方的袖筒，默不作声，比划着这牛的价值几何；再然后，将左手或右手放进卖方或买方的袖筒里，不做言语，捏着价码，比划着指头，代替双方讨价还价，极力撮合着买卖双方的交易。牙纪这种犹如上演哑剧小品的举动，在那时的自由牛经济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成为那一时期买卖双方最为信任的一方代言者。靠着这种哑剧表演功夫，牙纪抽取着交易的佣金，不断为漯河牛行街的兴旺发达，推波助澜，鼓劲加油。

2009年元月28日下午，也就是农历己丑年正月初三傍晚，我在漯河新天地步行商业街欣赏了“牙纪”雕像后，徒步从人民路西行，抬头看清了路边交通标牌上所示的“牛行街”后，自南向北，缓步行走在上个世纪初人声鼎沸生意兴隆的这条名街，意欲追寻感受一下当年牛气冲天的意境。此时，已由泰山路改回原名的牛行街，中间为平坦的双向六车道水泥路面，东西两侧铺着彩色人行道地砖。从北面飞架沙河的彩虹桥南端，到人民路南边的建设路口，也就是整条昔日的牛行街，饺子、手工面、烙馍等家常饭馆和名烟名酒店、酒楼，以及茶楼、咖啡屋，一街两行，店面相连。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霓虹灯饰、喷墨喷绘广告，令人目不暇接，真有点眼花缭乱之感。斗转星移，甘冽的沙澧河水奔腾不息，昔日的嚒嚒牛闷叫马磕蹄驴打滚的那种农耕式自由繁荣经济，已被今日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营销内容和手段所代替。以屠宰和加工猪牛等家畜为主的中国最大的食品生产企业“双汇集团”，每年消化活猪3000万头、活牛50万头，每天生产输出3000吨冷鲜肉和4000吨各类肉制品，肉制品产量世界第二，活猪屠宰量世界第五，为千家万户的百姓餐桌提供着新鲜多样的美味佳肴，亦为北京奥运会、上海APK会议、海南博鳌论坛等大型国际会议专供肉食品。再看那漯河火车站，早已由卢（沟桥）汉（口）铁路时跑着大喘气的蒸汽机车的两股道小镇车站，蝶变成了中国南北铁路大动脉京广线上一座集客货车到发编组于一体、飞驰着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的一等现代化车站！而铁路每天开行的供应香港澳门活猪活牛的专列，亦为漯河牛行街的牛铺就了更为宽阔平坦的道路！

真个是沧桑巨变，地是人非耶！

我从漯河人和城市的变迁脚步中，感受到了冲天的牛气……

2009年2月4日18时11分草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