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愤青遇到的冲击

许戈辉：之前你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是讲女儿想要弃学从艺的事。另一篇叫《只有廖厂长例外》，提到你大学那次为期半年的流浪式考察。这两篇文章都涉及一个概念，就是“无用之用”。这个词对你来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拿那次远行来说。因为当时快毕业了，大家都急着找工作，但我们几个就想放弃实习，去中国地南方看一看。我觉得因为那场在当下看起来有点“任性”的远行，我第一次看到了贫困。我大学其实是在一个非常亢奋的情况下度过的，很激进。1989年的时候我大四，那是一个国家变化非常大的时期。我当时特别愤怒，总觉得变化太慢。但那次远行对我冲击很大。我看到路上那些村庄，我就想这七八户人家的孩子，去哪读书呢？他们感冒怎么办？什么时候能有水泥马路通到这儿？你会觉得改变一个小村庄，都是很缓慢的，不是通过革命、激进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毕业后选择做财经记者，也有这个原因。我第一次发觉，其实商业挺美的，它能够改变一些东西。

左四：吴晓波   右二：廖厂长

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许戈辉：你不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全被车子、票子、房子所裹挟的时代，鼓励大家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上，是奢谈么？

吴晓波：中国现在是个有阶级的社会，这是和十几二十年前最大的区别。现在中国有规模的私营企业有一千一百万家，个体工商户有三千六百万。然后还有公务员、白领，加到一起大概有几千万人。这样你简单算一下，中国大概有八千万到一个亿左右的中产阶级家庭。那么这些孩子应该有选择的权利了，当然中国还可能有十亿以上的家庭的孩子，是没有这样选择的权利的。

“无用之用”对一个国家的影响

许戈辉：当你说的这一个亿左右家庭的孩子，他们选择了他们喜欢的事情，也许在当下的价值观看来是无用的事情，这会对一个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选择多样性。比如这些有钱人，这些大老板的孩子，他们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不必像他们的父母那样，要去解决就业人口，要去焦虑。那么自然会给那些很拼搏的孩子留出一道缝隙。这个社会才会真正流动起来，不会固化在那里。现在很多人担心中国这个阶层被固化，穷人的孩子没机会读好大学，进好公司。但我觉得至少在我接触的商业世界里，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日本很严重，台湾很严重。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次价值解放，让一个被成功、金钱所充斥的社会，变得更加多样化。

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

吴晓波专访：  

1月18日（周日）20:30首播     1月19日（周一）13:25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