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自己激素水平走下坡路之前，趁着最鲜活、矛盾、痛苦、困扰的时候，集中写下“性”这个议题。” 

                                                                                                                                              ——冯唐

        冯唐将《不二》作为送自己的四十岁礼物。2011年，冯唐四十，《不二》在香港出版，很快它就登上了香港文学销量榜第一位。冯唐也随之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到今天，这本情色小说，还在刷新着冯唐的财富和争议。

      《不二》里宗教和性之间的关系，反复被人提及、讨论。冯唐母亲看完《不二》后，担心三件事儿：世俗怎么想?和尚什么反应?政府什么态度? 冯母的担心，让我想起了冯唐学医的经历。进入协和医科大学前两年，他在北大读医学预科，主要课程是生物学专业基础课程。把冯唐的履历和文字结合来看，我想到波兰作家米沃什对生物学的阐释：“科学之中最邪恶的一门。它削弱了我们对于人类的信念，妨碍人类去追寻那更高的召唤······它的基本假设是冲突斗争，强者生存，弱者灭绝。”生物学发现了自然最残忍的一面，冷静、严谨、直白的削弱和颠覆人类的信念。冯唐的专业似乎解答了“痞子冯唐”的痞，学习了自然界的残忍，削弱和想要颠覆的劲儿也自然随之而来。

       除了医学博士、世界知名商学院MBA、全球顶尖咨询公司麦肯锡合伙人，冯唐还在大型国企当过CEO，也参加饭局，也喝的昏天暗地。医、商、政的经历，时刻影响着他的写作。

被科学训练打大的写作方式

许戈辉：大家都知道你不仅写作，还经过商，学过医。这些经历到底是让你太客观，无法注入原发性的情感，还是让你更多元？

冯唐：我在协和念了八年医，所以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源于我受过的科学训练。爱因斯坦写过一个文章，叫《论科学研究的原则》。其实无非是你设一个假设，收集资料，做细节分析，得出结论，最后写出一篇文章。我求学和最开始工作的阶段，是被这种东西打大的。我总认为真实是第一步，的确是世界存在很多未知，但至少你脚能踏在大地上，然后你才能仰望天空。所以有时候我不认为我杂文写得好。可为什么有时杂文卖的比小说还好？我觉得是我写杂文是拿新瓶子装旧酒，也就是说这个瓶子基本是麦肯锡的写作训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中心思考，有另外三个到五个论点，它们又被另外三五个数据所支撑，加上我在每个点上又有中国人相对的幽默，所以这样文章就很好读。所以我还是感觉收益挺大的。第二个是你可以看出来我可能是一个蛮内向的人，所以我写长篇会可以放松自己，喝点酒，微醺了，打开电脑的时候就好像琴键似的，就开始敲字，心理的东西就像小鱼小虾似的，往外跳。

许戈辉: 那你真正在内心深处, 怎么评价自己这些年的作品?

冯唐：我最先出版的三本书，是《万物生长》、《十八岁给我一姑娘》、《北京北京》，构成了北京三部曲。这三本从1985年讲到2000年，有半自传的性质。它体现了这十五年里我自身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对于我们七零后来说，遇上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变化。那十五年，我从一米六长到一米八，从不知道一个女生搁到旁边应该怎么办，到写出了黄书。当然狂妄一点说，据我所知，写青春的，写北京的，应该我还没见过更好的中文。

许戈辉：关键是你说这是在过去的汉语里面，没有的东西，这到底指的是什么？

冯唐：没有的东西指两类，一类指内容没有，一类指写法没有。内容有可能有类似的内容，但是没有这个角度。就刚才说这种巨大的变化。生理的，心理的，城市的，从赤贫到相对富有，从一个不开放的国家，变成开放的国家，我想这些也没有人记录过。关于写法，我没听说过写长篇的青春三部曲的。如果再往下说，从《不二》开始，我写的就不是我身边的生活了。我把我能找到的涉及唐朝的，特别是初唐这些的历史、考古发现，差不多都看了。只有看到这些之后，你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的审美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我困惑的主题是——到底什么是性？”

许戈辉: 你刚才说你是先有一个困惑的问题，然后再去看一些资料，再动手写。那么写《不二》，困惑你的主题是什么？

冯唐：我困惑的主题是——到底什么是性？在《不二》之前，我没有这么直接正面的去看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是先有一个意境，这个意境最后就化成了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玄机问弘忍你想看我的裸体吗？就从这一句话引申到后边，到底什么是修为？性跟修为是什么关系？我本来打算拿这本书当成我四十岁送自己的礼物。有时候青春有很多事不明白，你一旦忘了，就不想这个事了。我怕我一过四十，忙的就把这事忘掉了，索兴就给它记录下来。当时工作特别忙，就只能用麦肯锡的方式，先写故事线，写了大概二十章的故事线。然后用周末的零星时间，特别是每年的年假，我会去美国看父母，会在那儿待半个月左右，正好没人打扰我，我就每天跑十公里，写三千字。有两三个年假，差不多一本小说就写完了，大致是这么一种方式。

许戈辉：那你的黄书已经那么黄了，你还讲黄笑话吗？

冯唐：我从来不讲黄笑话。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你写一本黄书，别人有权力选择看或不看，可是你讲黄笑话，你是当着人面讲，多数人不好意思不听，所以我觉得人要尊重另外的个体。读者看你的书那是他自己乐意，人家没跟我说讲个黄笑话吧，那也不是我主业，所以最好就不讲。

许戈辉：又或者你觉得就是大黄到你的程度，就变成了雅了，你不愿意落俗，所以你不讲黄色笑话。

冯唐：或者说如果你看《不二》，看《素女经》，至少我试图把它当做吃饭、喝水一样的自然，把它当成一个带引号的科学事物在研究，科学现象在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有人说我是骗子，说本来是奔着黄书去的，结果一点生理反应都没有。如果只求生理反应，他可以直接看AV，我觉得这是严肃的文学，探讨心灵的事情，只不过它是从带引号的“黄色”切入的。

许戈辉：我倒是想知道，如果一个又学过医的，又写过这些所谓黄书的人，那他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被阻碍生理反应？

冯唐：或许是我太热爱妇女了，妇产科也不能阻挡，写黄书可能也不能阻挡。我觉得没有本质影响。人性还是挺奇怪的，就好像你读了那么多佛经，你该贪婪还是贪婪。    

一个冯唐两个身份

许戈辉：那你现在有没有想做但无法去做的事情，还是说所有的事情你都感兴趣只是做不做无所谓？

冯唐：没有，我觉得有些地方我一个人可以做，可以调动资源来做。比如说，我说我欠老天十本长篇小说，它不像短文不像诗，诗和短文你怎么都能写，但长篇是个体力活，我这十个长篇我希望老天给我足够的阳寿来完成，主要的题目主题我都想好了。第二个你说哪些事是我做不了的，其实我很难说的特别具体。比如说在你带大团队，你会发现一个人能做的其实并不多，哪怕你是总经理，你是CEO。如果大船要沉要偏方向，你尽120%的努力有可能也无力回天。像这种事作为男生有时候会比较伤感，但是你要面对历史，一个人能做的毕竟还是有限的。

许戈辉：作家冯唐和高管张海鹏，两个角色怎么在你身体里共存?

冯唐：当然统一大于矛盾。第一，我也是从小咨询顾问开始做到高管的。不管我做什么，我都会拿日常对世界的接触，当成一个信息的来源。第一步我是经历，第二步我是理解，我为了把日常的活做好，把文章写好，我要理解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组织怎么搭建，方向怎么定，然后怎样应对风云变幻等等。第三步是表达，我用写杂文、诗歌、小说的方式来表达我的理解。这就是我差不多的生活观和写作观，我也是这么一路过来。我的底线是自己真的知道，真的有感触我才去写，这是我把社会人和写作人的身份结合在一起的逻辑。
  第二个，如果你足够真实，这两个世界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90%的工作是做政委，政治思想工作，不仅是摆平利益，更多的要说服别人，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如果你了解人性之后，你再做这些政治思想工作，就相对容易一些，不会只说这个人怎么这样，那样的。因为你写小说的时候，已经把这些事想明白了。比如为什么人即使有巨大的积蓄可还是对利益那么贪婪？为什么会有人私奔？那转一个角度，从日常你遇上的人和事，有时候比你想的还神奇，这样反而能丰富你的小说创作。而最大的矛盾在于时间和精力，写长篇是一个很耗神的事情。

写作——“老天借你这块肉，在往外出东西”

许戈辉：你觉得最好的写作状态是什么？

冯唐：最好的写作者，他应该有点失控的感觉。说句装的话，就是老天借你之脑来传递一些信息。如果你发现你写的时候，比你打的腹稿要差，这基本是你创作力衰竭的表现。我差不多每次都能写嗨，写嗨的时候总觉得比腹稿要强太多了。就好像老天借你这块肉，在往外出东西，不见得跟你有多大关系。

许戈辉：你常说“无常是常”，这个是你看待世界的一种态度吗？其实我觉得这个态度有点悲观。

冯唐：是有些。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很多事情是相互联系的，但又很难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人都是要死的，这个想法可能是因为医学教育产生的。我跟我妈的谈话都集中在，人是要死的这件事上。比如我说你最多还能活多少年？还有多少事要办？你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贪念，这么多放不下的东西？为什么还为小事生气？当然我妈的回答完全是我的反面，她说如果我能把这些都放下，那我现在就是死人了。还一点，我总爱说诸法无我，就是说世界不是围着你转变的。比如我妈经常看一些特傻的连续剧，偶尔我被提着瞭一眼。经常看到里面的一个女的大叫，你为什么不爱我。然后那男的说，你为什么不爱我。这就是我说的，你为什么希望这女的一定要爱你呢？有时候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在不如意的时候，应该改变的不是世界，是你的心态。

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冯唐专访：

 8月10日（周日）20:30首播    8月11日（周一）13:25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