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杨亚洲这个名字可能有点陌生，但他的作品却大部分令人耳熟能详：电影《埋伏》、《没事偷著乐》、《美丽的大脚》，电视剧《空镜子》、《浪漫的事》、《家有九凤》等等。他的片子大多以普通小人物为主角，细腻诉说平凡生活中的心酸和浪漫，笑中带泪，悲喜交融，充溢着浓郁的生活味道和脉脉温情。

杨亚洲也是中国惟一一位在电影和电视两个领域都获得成功的导演，电影华表奖、金鸡奖，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尽被他收入囊中。业界荣誉和观众口碑他二者兼得：评论界都承认，他的片子具有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力量；而在观众心中，他是最棒的“平民导演”，他的片子“特别能打动人心，看多少遍都不腻”。

日前，由来自影视、音乐等不同领域的五位文艺工作者跨界执导的话剧《北京我爱你》正在公演。杨亚洲执导了其中第一个单元《女孩儿》，这也是他第一次导演话剧。《女孩儿》反映了一个90后中学生在成人世界里梦想的幻灭，以独白的方式将青春的伤感、疑惑、叛逆与愤怒，赤裸裸地表达了出来。

许戈辉：为什么会参与导演这部话剧？

杨亚洲：有两点原因，第一因为我是在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演过话剧，有这个情结；第二是因为和作曲人、戏剧导演、演员、摇滚歌手一起，用不同的视角拍同样的题材，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许戈辉：《女孩儿》这个题材是你原来就感兴趣的吗？有没有想过把它拍成影视剧？

杨亚洲：实际上我原来想把它拍成电影，因为描写青春期女孩这类题材的影视剧在我们国家很少，也不很真实，这可能跟审查制度有关系。在现实生活中，青春期的孩子是大量的，但真正意义上能走进少男少女心里的影视作品少得可怜。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一直想在这方面做些事情。

许戈辉：实际上你这么多年创作的注意力，一直放在生活中有很多、但艺术作品里却很少表现的那些人身上。

杨亚洲：对，说大一点，这是一个责任，说小一点，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多数，也是我创作中特别偏爱的部分。最初的时候拍这些是无意的，比如拍《美丽的大脚》，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了西部没有水的地方，看到了那些孩子现实生存环境的艰辛，也看到了他们那种朴实、真诚且浓烈的情感。  

许戈辉：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上的呈现，大多是因为某种根源，比如他所经历的生活环境、阅读过的文学作品、受过的教育或是其它。你特别善于并且乐于表达生活中那种平凡却温暖的东西，这是根源于什么？

杨亚洲：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的第一印象就是文革，后来看了很多关于文革的电影电视剧，我觉得都很偏执，包括那种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小时候放学往家里跑，一推开门桌子上就一碗饺子，可家里没包饺子，一看就知道是邻居们送的。妈妈也包饺子，但第一锅我们吃不上，一定是我和弟弟分头给左邻右舍们送过去。那时是国家不正常，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温暖还有正常。

许戈辉：同样是动荡艰难，有的人记住了仇恨、阴暗，有的人看到了温暖。这是不是因为你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应该有姐姐吧？你的很多作品都把女性形象刻画得特别美好和到位。

杨亚洲：我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弟。作品的内容可能更多是因为创作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指引，实际上我对西部、对老少边穷的孩子有特别的惦记。拍《浪漫的事》的时候，我带摄制组去西部，当时投资商说在北京北边找个地方拍得了，我说别别别。我又去看了那里的老师和孩子，路过操场的时候，有一群孩子在打篮球。西部干燥，尘土飞扬，一层汗一层土，那些孩子一个个像兵马俑一样，但他们那种笑，那种洁白的牙齿，你会永远记住。他们把篮球一次又一次抛向空中，你抬头一看，那个篮球架子上不仅仅没有篮筐，连篮板都没有。他们想象那个篮板是什么样，篮筐在哪，说这个进了，那个没进，他们争着吵着他们快乐着。你觉得这就是你想要的电影，这就是你想追求的东西，这么多年来你为什么一直没离开他们，实际上他们成了你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许戈辉：我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内心深处有着深厚情感的人，但是作为导演，你是否能够用这种情感的表达来面对市场？遇到过来自票房的压力和困难吗？

杨亚洲：这是我特别纠结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用心、观众们的喜爱，跟市场、票房有时候不是对位的。实际上电视剧也一样，《空镜子》是拍北京的事，可北京台第一个不要，说太慢了没人看。事实上在别的地方台播火了之后，北京台包括中央台两年后都在放。《美丽的大脚》在北京首映的时候没得到什么宣传，甚至售票窗口都没有《美丽的大脚》这几个字。

许戈辉：这部片子当时之所以还得到一些关注，可能大半要归功于主演倪萍，如果仅仅说这个题材，可能真的会受到冷落。作为导演，你自己想拍却找不到投资人的好题材占多大比例？

杨亚洲：50%吧。票房在某些情况下并不一定反映观众的真实喜好，这些年我们的电影和电视剧有着空前的进步和发展，但有水准的文艺评论基本看不见，看见的只有炒作。一个国家没有电影电视剧的评论，观众们怎么能知道它好好在哪儿，坏坏在哪儿？这个国家的影视剧会进步吗？观众水准能提高吗？观众们水准的提高才是中国电影和电视剧质量提高的关键和根本。

许戈辉：电影题材和电视剧题材的市场需求是否有所不同？比如像《空镜子》、《家有九凤》这种非常生活化的题材，如果做成电视剧可能很受欢迎，但如果做成电影，就会被归类到文艺片，市场是否会很小？

杨亚洲：我拍过一部电影叫《雪花那个飘》，因为各种原因在国内没能进影院，它获得了第30届蒙特利尔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最佳女演员奖，蒙特利尔也是A级电影节，那个片子在美洲特别特别受欢迎。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我越来越清楚自己的目标，就是希望我的电影能够让国外的朋友们喜爱，我的电视剧争取让国内观众喜爱。

许戈辉：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定位考虑？

杨亚洲：都是因为观众。我带《没事偷着乐》去釜山电影节，他们把片名译成《找幸福》，我觉得特别准。在他们最大的剧院放完了之后，上千观众跟我对话，第一个我记得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说我不是提意见，我特别感谢你这部电影，让我觉得很温暖很幸福。我带着《泥鳅也是鱼》去乌迪内国际电影节，片子放完了之后2000多个洋人站着鼓掌十几分钟，我几次鞠躬依然全站着，我读懂了他们不是在忽悠我，不是为了讨好我。反过来我拍电视剧，有一次拍摄现场围着很多人，突然一个老大妈就喊杨亚洲，我喜欢你的《空镜子》！她喊出来的时候，所有人在现场鼓掌。这些人、这些事，让我知道实际每走一步都是观众在指导着你，是他们告诉你应该拍什么。

杨亚洲令人关注也经常被提起的另一个身份，是倪萍的丈夫。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伴侣，更是工作上默契十足的黄金搭档。两人有过十余次合作，倪萍也因为杨亚洲的电影获得国内外多个最佳女演员奖项。但他们从来不愿在媒体面前谈论感情问题，“每个人都有内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不想拿出来晒”。他们最新合作的电影《最长的拥抱》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当中，值得关注的是，这是杨亚洲与儿子杨博首次联合执导的影片。

许戈辉：在导演身份之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杨亚洲是怎样的一个人？

杨亚洲：实际上我在其它方面特别不称职，因为我在生活中什么都不会，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甚至连最基本的料理能力都没有。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长短，如果在哪方面不行，就老老实实去接受，去扬长避短。

许戈辉：曾经有同事告诉过我一个细节，让我挺意外也特别感动。2009年我和倪萍姐交替主持了一档十场的大型节目，我听现场的同事说，倪萍姐主持的时候有好几场你都陪着她去的，而且就静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等她。同事说可能没多少人知道，因为你太低调了。

杨亚洲：我觉得导演跟演员不大一样，演员可能需要有一些知名度，让更多人愿意看你的作品，但导演是做幕后工作的，不需要那么多关注。我很幸福的是，作为导演我在观众心里可能不是明星，但我在明星里还有一定的知名度，有很多投资人和演员愿意跟我合作。作为导演我还要什么？所以我说杨亚洲你千万不要拿自己当回事儿，你要永远拿你的作品当回事儿。能够低调处理的我能躲就躲，这可能是养成的一种习惯。

许戈辉：你的每部电影几乎都是倪萍主演，她的表演才华在你的作品里得到了最大的挖掘和发挥，你会有意替她量身打造角色吗？

杨亚洲：有一些是的，实际这么多年来在对待创作的态度上我们是同一路人。我俩合作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角色一定要合适她，如果不合适她，砸她也砸我。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戏，说她演得不好，或我拍得不好，所以一路上就拍了很多。

许戈辉：你的儿子杨博已经成功地成为导演，是你有意的培养吗？

杨亚洲：实际不是。他从小就在电影厂的环境里长大，见过很多大明星，五岁就开始演电影电视剧一直到小学毕业，但实际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我陪伴他的时间很少很少。后来我让他出国学经济远离这行，但读了两年之后他自己偷偷转回来，都没跟我们商量。我检讨过自己，是不是让他走了弯路，耽误了他。但后来我思考过包括跟他聊天，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一切都是财富，对于一个导演来说，经历很重要。

许戈辉：杨博曾在你的电视剧《八兄弟》里担任“老八”这个角色，对他的表演你满意吗？

杨亚洲：《八兄弟》拍完好几年了，前段时间他有一个采访，我看到那个采访很吃惊。“老八”是个大学生，实际上拍这个戏之前他去他同学的学校住了一个多月，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为这个戏准备了些什么。所以我高兴的是他有自己的思想，并且一直遵循着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甚至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反感和抵触的原则——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许戈辉：可能正是因为父亲经常不在身边，所以他才更独立，更有能力、有承担，你和他现在的沟通有没有隔阂？你的话他听得进去吗？

杨亚洲：在创作过程中他是尊重我的，我知道他心里有很多不服气，我也尽可能希望给他一些好的经验去提醒和告诫他，争取让他少走弯路，做一个新时期的真正意义上的导演，而不是腾云驾雾那样，包括做人。但是杨博也给了我一些东西。前年我拍一部描写汶川地震的电影《大太阳》，整个都是在汶川实景拍摄，斜的学校，倒塌的教室，演员都得真进里头去拍。当时三天两头还有余震，在废墟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刚开始杨博一到那就往后撤，说一看教室是斜的他就晕。我当时还想，导演应该是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的人，他怎么是这样。但随着跟当地的那些人、事一点点的接触和融入，所有这些全改变了，冲在前面的永远是他。

我记得有一次拍一个长镜头，父亲从倒塌的楼的最底层扛出儿子的自行车，而他儿子还埋在这个学校里。我当时很纠结，希望演员走得再深一点，再深一点，但我有什么权利这样说？想了想我就让演员装模作样地在边上等着，我镜头过来的时候他就直接出来，远离危险。各部门都在准备的时候，谁都没有看见，杨博扛着自行车已经钻到最深处那里等着了。我当时的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我镜头慢慢慢慢下来，杨博扛着车出来给那个演员走好了位置，演员什么都没说，扛着车就按杨博的路线走进去了。当他走出来的时候，说毛细血孔都是张开的，因为在那个废墟下，至今还埋着孩子的书包、成绩学习手册、鞋、眼镜这些东西，这一路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演员调度或者一个镜头。

当拍完电影要离开那一天，各种事务性的东西让我忙得一塌糊涂，没有时间去想别的，我突然发现杨博主动带着几个年轻的80后，服装、场记等等，带着他们向那片废墟和那些废墟下还被埋着的人鞠躬。我一下觉得被这些年轻人教育了，就赶紧叫制片主任说，一定组织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放花圈、放鞭炮，感谢这些逝者，是他们让我们拍了这部戏，也是他们让我们得到了重生。可能在这些实践中，不仅仅是我带他，也是他带我，我觉得在生活和创作中，父子应该是这样的。

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

2月26日（周日）20:30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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