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大熊猫保护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即将启动，最快半年后就能正式通过。这部地方性法规将对成都市大熊猫保护工作及其相关产业作出规定，“恶搞”大熊猫、对熊猫品牌过度商业化运作等都有可能被列为禁止行为。（据11月23日《成都日报》）

在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大法的前提下，一个地方为一种野生动物专门立法，成都似乎是“始作俑者”。由其立法精神层面观之，这个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栖息地，使其物种能以延续，群体得以壮大，这不但是大熊猫之福，也是人类之福。但是，如果任意扩大立法范域，就值得商榷了。

把“恶搞大熊猫”也列入在禁行列，有“过犹不及”的意味。从法律意义上说，一方面，“恶搞”严重的话，在法律上属于侵害对方名誉权、肖像权的行为，而这两项权利的法律主体是自然人，动物并不享有。把自然人享有的法律权利赋予动物，是不符合我国的民法通则的，也有悖于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冲突的法治原则；另一方面，名誉权、肖像权属于自诉案件，即使侵害大熊猫的“名誉权”“肖像权”的事实成立，谁又有资格对“恶搞”者提起诉讼呢？

从野生动物归属上说，成都只是大熊猫的栖息地之一，川、陕、甘三省部分地区均有，成都凭什么立法将其纳入自己的怀中，视为自己的私产？说句玩笑话，如果有人“恶搞”大熊猫时注明非产自成都，那么，成都的法岂不是鞭长莫及？其实，把眼光放远一些，大熊猫不但是成都的，四川的，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再探究成都方面的立法初衷，也让人品咂出一种异样的滋味。什么“大熊猫是成都的一张超级名片”“是一种资源、一个产业，是成都的形象代言”。冠冕堂皇的说项掩饰不了强烈的地方利益冲动，说白了，成都如此高调保护大熊猫，无非是想把小可爱当作摇钱树，为地方经济发展作贡献。如此一来，其立法的价值取向就有问题了，趋利性的“保护”其效果恐怕也就大要打折扣了。

说到立法，既要多立法，用法治，但又不要“泛法律化”。立法制止“恶搞”大熊猫，我认为就是法律的泛化、庸俗化。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窃以为，应该摒弃功利心，目的要纯。保护就是保护，不要为了谁去保护，更不要为了经济利益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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