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答徐成之[1]

文/（明）王阳明，注释/ 阿信

    （一）

承以朱、陆同异见询。学术不明于世久矣，此正吾侪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细观来教，则与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为得也，是朱非陆，天下之定论久矣，久则难变也。虽微吾兄之争，与庵亦岂能遂行其说乎？

故仆以为二兄今日之论，正不必求胜。

务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务本极源，真有以见其极微得失于毫忽之间。若明者之听讼，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辩其情之不得已，而辞之直者，复有以察其处之或未当。使受罪者得以申其情，而获申者亦有所不得辞其责，则有以尽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圣人于百世矣。

今二兄之论，乃若出于求胜者，求胜则是动于气也，动于气，则与义理之正何啻千里，而有何是非之论乎！凡论古今得失，决不可以意度而悬断之。今与庵之论象山曰：“虽其专以尊德性为主，未免坠于禅学之虚空，而其持守端实，终不失为圣人之徒。若晦庵之一于道问学，则支离决裂，而其循序渐进，非复圣门诚意正心之学矣。”吾兄之论晦庵曰：“虽其专以道问学为主，未免失于俗学之支离，而其循序渐进，终不背于大学之训。若象山之一于尊德性，则虚无寂灭，非复大学‘格物致知’之学矣。”[2]

夫既曰“尊德性”，则不可谓“坠于禅学之虚空”，“坠于禅学之虚空”，则不可谓“尊德性”矣。既曰“道问学”，则不可谓“失于俗学之支离”，“失于俗学之支离”，则不可谓之“道问学”矣，二者之辩，间不容发。

然则二兄之论，皆未免于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论学，盖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问学”之一语。即如二兄之辩，一以“尊德性”为主，一以“道问学”为事，则是二者固皆未免于一偏，而是非之论尚未有所定也，乌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为乎？故仆愿二兄置心于公平正大之地，无务求胜。

夫论学而务以求胜，岂所谓“尊德性”乎？岂所谓“道问学”乎？以某所见，非独吾兄之非象山、与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与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

稍暇当面悉，姑务养心息辩，勿遽。

（二）

昨多奉答，适有远客酬对纷纭，不暇细论。姑愿二兄息未定之争，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无丝发之憾，而后可以及人之非。早来承教，乃为仆漫为含糊两解之说，而细度辞旨，若有阴助与庵而为之地者，读之不觉失笑。曾为吾兄而亦有是言耶？仆常以为君子论事当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动于有我，则此心已陷于邪僻，虽所论尽合于理，即已亡其本矣。尝以是言于朋友之间，今吾兄云尔，敢不自反其殆陷于邪僻而不觉也？求之反复，而昨日所论实未尝有是。则斯言也无乃吾兄之过欤？虽然，无是心而言之未尽于理，未得为无过也。仆敢自谓其言之已尽于理乎？请举二兄之所是者以求证。

与庵是象山，而谓其“专以尊德性为主”，今观象山文集所载，未尝不教其徒读书穷理。而自谓“理会文字颇与人异”者，则其意实欲体之于身。其极所称述以诲人者，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曰：“克己复体”，曰：“万物皆备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

是数言者，孔子、孟轲之言也，乌在其为空虚者乎？独其“易简觉悟”之说颇为当时所疑。然“易简”之说出于系词，“觉悟”之说虽有同于禅氏，然禅氏之说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已。亦何必讳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于其异而遂不敢以察之乎？

是与庵之是象山，固犹未尽其所以是也。

吾兄是晦庵，而谓其“专以道问学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倾也”。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而又乌在其为支离者乎？

独其平日汲汲于训解，虽韩文、楚辞、阴符、参同之属，亦必与之注释考辩，而论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虑恐学者之躐等而或失之于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无不明，然后有以实之于诚而无所谬。

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至有敝力终身，苦其难而卒无所入，而遂议其支离。不知此乃后世学者之弊，而当时晦庵之自为，则亦岂至于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犹未尽其所以是也。

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尽其所以是，则其所疑而非者亦岂必尽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复之辩不能一反焉，此仆之所以疑其或出于求胜也。一有求胜之心，则已亡其学问之本，而又何以论学为哉！

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也，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也，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

心也者，吾所得于天地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苟尽吾心以求焉，则不中不远矣。学也者，求以尽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问学，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与心而维外信于人以为学，乌在其为学也已！[3]

仆尝以为晦庵之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使若由、赐之殊科焉，则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粗石[4]之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

夫晦庵折中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辩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可得而尽诬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实，而概目之以禅学，则诚可冤也已！

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仆与晦庵亦有罔极之恩，岂欲操戈而入室者？

顾晦庵之学，既已若日星之彰明于天下，而象山独蒙无实之诬，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将亦不能一日安享于庙庑之间矣。此仆之至情，终亦必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为两解之说以阴助于与庵”？

与庵之说，仆犹恨其有未尽也。

夫学术者，今古圣贤之学术，天下之所共有，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学术，当为天下公言之，而岂独为与庵地哉！兄又举太极之辩，以为象山“于文义且有所未能通晓，而其强辩自信，曾何有于所养。”夫谓其文义之有未祥，不害其为有未详也，谓其所养之未至，不害其为未至也。学未至于圣人，宁免太过不及之差乎！而论者遂欲以是而却[5]之，则吾恐晦庵禅学之讥，亦未免有激于不平也。夫一则不审于文义，一则有激于不平，是皆所养之未至。昔孔子，大圣也，而犹曰“假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 仲虺之赞成汤，亦惟曰“改过不吝”而已。所养之未至，亦何伤于二先生之为贤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气象，所以未及于颜子、明道者在此。

吾侪正当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识其所未至者，以为涵养规切之方，不当置偏私于其间，而有所附会增损之也。夫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

世之学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复有所谓过者，而必曲为阴饰增加，务诋象山于禅学，以求伸其说。且自以为有助于晦庵，而更相倡引，谓之扶持正论。不知晦庵乃君子之过，而吾反以小人之见而文之。晦庵有闻过则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也。

晦庵之心，以圣贤君子之学期后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礼，是何诬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

仆今者之论，非独为象山惜，实为晦庵惜也。兄视仆平日于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论，是亦可以谅其为心矣。

惟吾兄去世俗之见，宏虚受之诚，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异；勿以无过为圣贤之高，而以改过为圣贤之学；勿以其所未至者为圣贤之讳，而以其所常怀不满者为圣贤之心；则兄与与庵之论，将有不待辩说而释然以自解者。

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

惟吾兄审择而正之！

注：此文《答徐成之》选自《王阳明全集》（第三集），第843-84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