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梁漱溟先入为主的印象

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年轻的时候都对梁漱溟有一种模糊的恶感：他是一个反动文人！虽然那时我们对他的学说一无所知，但是长期的宣传教育塑造了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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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书的文字特点

《中国文化的命运》只有10万字，却收录了近50篇“文章”——大多是著作的摘录或文章的节选。收录之多，让我们可以广泛却不必深刻系统地了解他的思想。从序言里得知，本书是梁漱溟著作里最畅销的一部，可见大多数人像我一样，只想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没耐心读一本专著。

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的普及，但是他的文章始终有点半文半白，读起来没那么流畅（见图片）。他与毛同年，但是毛主席的文章通俗易懂，究其原因，革命家要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唤醒底层的文盲民众，而研究儒学的梁先生，写的文章始终文绉绉的，不接地气。

此外，我们一般是“的、地、得”混用，而他用的是“底”，让人很不习惯。此外还有“甚么”（什么）、“刺戟”（刺激）这种刚刚使用白话文时，未能统一规范的用法——小时候学鲁迅的文章，课本上要在这里加注释的。

还有一些人物的称呼，虽然我大多明白，例如康南海、梁任公、李守常、戴东原，分别是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戴震。而这一句“李傅相游历各国日记，记有某西士语云”，其中李傅相应该是指李鸿章。

所以，本书大多是文章片断，缺少完整的逻辑和详尽的论证；语言不够通俗；用字与现代汉语规范有些差别，有的地方阅读起来不是很通畅明白。

三、本书主要观点

1、中国几乎没有宗教

孔子之教化不是宗教，“儒教”的说法是错误的。孔子的教化虽然和世界其他伟大宗教同样对人生有安慰勖勉作用，但孔子的教化不从超绝知识处立足，没有独断、迷信及出世倾向（孔子周游列国以行其改革思想，这对于宗教出世而说，孔子是世俗的）；也不借助人类对另外一个世界的希望与恐怖（“罪”与“福”）来支配人心。（孔子绝不自称为神所使，或得神启示，“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梁漱溟认为，宗教的两个要素（从超绝知识处立足、借助罪与福支配人心），孔子不具备。而孔子的精神，又为宗教所没有：孔子相信人都有理性，并完全信赖人类自己，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人类文化史上，先有宗教，后有道德。而中国几千年前就有完备的周孔道德（周公，具体创造；孔子，推阐其理以教人），但至今没有宗教，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他还认为，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它导致社会构造的演化不同。“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古代家庭家族生活无所骤改，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西洋却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

2、中国精神的两个特点

梁漱溟认为，在儒家领导下，2000多年里，中国人形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它是中国人生存，开拓的支柱，这个精神在于两点，“一是向上之心强，一是相与之情厚”。“向上心”并不是指积极向上，而是讲求“义理”，以是非观念代利害观念。他认为中国之长处在有“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两大精神；中国之短处在缺乏“科学技术，团体组织。”

中国——伦理本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人在情感中，只见对方，忘了自己，处处替对方设想。——因为彼此皆为对方设想，不从自身起念，权利观念遂不发生。

西方——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人在欲望中，只知为我，不顾对方（更不能舍己为人）。——各人站在自己立场则相争，彼此互为对方着想则相让。一让一争，遂为中西两不同精神。“一争两丑，一让两有”，此我民间流行谚语。但以争为丑之心理殆非西洋所了解。至于让则两有，虽有道理，却未免不流于乡愿了。（乡愿，德之贼也。）

3、中国的社会构造

梁漱溟认为旧日中国的社会构造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既不是个人本位（英美等国），也不是社会本位（前苏联），而是伦理本位。中国也没有阶级对抗或阶级社会，而是职业分途的社会。（他认为社会组织之伦理化，使经济上趋于分散不趋于集中，趋于消费本位不趋于生产本位。

在中国，遗产由诸子均分，而非大多数国家的长子继承。这样经济上是趋于分散而不趋于集中，再加上在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贫富时有升沉。所以垄断的趋势被打破，阶级便行不成。

由此，他认为中国经济上未构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东伙师徒之间，大非资本家与工人之比”），政治上未构成统治被统治之关系（官吏和士大夫不算一阶级，实为社会中一项职业。士农工商四民并列，“禄以代耕”，“耕读传家”便为证明，其间身份或有高下，然非阶级之谓）。——我忍不住在书页上批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选》里那一篇批判他的文章，有这样一段：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4、中国民族性的缺点/中国社会生活的短处

第一缺乏法治精神。中国人遇事总喜托人情，你若说“公事公办”，他便说你“打官腔”。第二缺乏纪律习惯。虽大学毕业者，一样开会开不好。非我评论，此乃梁漱溟自己举例。第三缺乏组织能力。中国人有两偏，一是我作主，一切听我的，一是听人作主，直接执行命令。最难得是不卑不亢，大家合作商量办事。例如，大家都让他作主，热心得可以废寝忘食。如果他的主张没人听，马上心灰意冷，好歹不问了。赌起气来，闹到分裂散伙亦可以，相持不下，将团体之事搁起来不做也可以。又如乡镇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听从没有话说。一旦好意召集众人，以公议解决，往往就议论歧出，商量不到一处，事情反而办不动。此时再下命令，他们也不愿听了。总之，要么受人支配做一个顺民，要么让他做主，众人都依他的。（所以在中国不适合用开会商量的方式，不仅谈不出结果，那些意见未被采纳的人反而消极抵制。）第四是缺乏公共观念，中国人过去太重私德，缺乏公德，父慈子孝不外乎是私德，但如何为公共服务，就不讲求。这四大短处，根源在于中国是家庭生活偏重，而集团生活缺乏。（梁漱溟用集团生活、团体生活来指西方的公民社会生活。认为西洋自有基督教以后，总是过着集团而斗争的生活。中国自受周孔教化以后，大体过着散漫而和平的生活。在对抗相争的西洋团体里，人们养成公共观念、法治精神、纪律习惯和组织能力，反之，在家族生活特重的中国人，这方面则不能成功。）

5、中西文化之短长

西洋：人对“物”的问题——理性、科学——向外用力——认识自然、改造自然

中国：人对“人”的问题——情感、文化——向内用力——“反求诸己”

其他观点：

“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中国文化一无锢蔽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刚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民国七八年间新思潮起来，诅咒为‘吃人的礼教’，正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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