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亭记》里的“我”

——欧阳修独特写作视角下的文学创造

宜昌金东方初级中学  吴海宁

摘要：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中国古典散文的不朽名篇，其文学价值历久弥新。本文聚焦于文本中看似矛盾、实则精妙的叙述视角，即“无‘我’的写作视角”与“有‘我’的叙事视角”的并存，通过剖析“醉翁”、“太守”、“庐陵欧阳修”与叙述者“我”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欧阳修是如何通过一种创造性的“视角分裂”策略，成功地构建一个多层级的叙事空间，从而实现从个人失意到哲学超脱、从个体情感到普世价值的升华。这种“我”在与不在的辩证统一，不仅是其高超写作技巧的体现，更是其深邃精神世界的文学外化，成为此文文学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欧阳修；叙述视角；我；文学技巧

《醉翁亭记》文章中充斥着大量的人物指代，如“太守”、“醉翁”、“庐陵欧阳修”，而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却时而清晰，时而隐没，时而与这些指代重合，时而又抽离其外。这种独特的视角处理，绝非随意为之，而是欧阳修精心设计的文学装置。

《醉翁亭记》的核心技巧在于作者对“我”的分解与重构。他通过“无我”的客观镜头描绘山水与欢宴，又通过“有我”的主观镜头倾泻深沉的情感与思考。这种“我”的在场与缺席的交替运用，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距离和哲学张力，使得一篇看似轻松的游记，实则成为了一场关于自我身份、人生困境与精神解脱的深刻叙事。

一、 无“我”的写作视角：他者化的自我观照

《醉翁亭记》开篇便展现了一种极为奇特的无“我”视角。文章起笔并非“余见滁州环山”，而是纯然客观的“环滁皆山也”。叙述者像一个全知的导游，亦或一架悬置于空中的摄像机，冷静地扫描着滁州的地理环境，逐步推进镜头：“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渐闻水声潺潺”，“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整个画面的展开，完全依靠客观描述和空间逻辑，叙述者自身隐而不见。

直到点出“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文章的真正主角才姗姗来迟，但依然不是以“我”的身份，而是以一个他者化的身份——“太守”。紧接着，“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在这里，欧阳修完成了一次精妙的自我分裂：他将作为个体的“我”，成功地对象化为一个被观察、被定义的客体——“醉翁”。这个“醉翁”是“太守”的自号，而“太守”又是一个官职的代称。

这种无“我”的写作视角产生了多重艺术效果：

其一，营造客观性与普适性。开篇的客观描述，赋予了山水地理一种不容置疑的真实感和永恒感，仿佛醉翁亭及其周遭美景是一个独立于作者主观感受的客观存在。这为后文的情感抒发奠定了坚实可信的基础，使读者的代入感更强，仿佛身临其境目睹了这一切，而非仅仅聆听作者一人的独白。

其二，建立审美距离。通过将自己称为“太守”和“醉翁”，欧阳修将自己从当下的情感体验中抽离出来，成为一个自我的旁观者。这种距离感，是文学创作中实现反思与升华的前提。他不再是沉溺于愁苦的贬官，而是一个可以欣赏、玩味甚至调侃自身处境（“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的艺术家。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无我之境”，欧阳修在此处虽未达至纯粹的“无我”，但已通过“他者化”的手法，逼近了“以物观物”的冷静境界，使悲喜不至于直露，而显得含蓄蕴藉。

其三，隐藏与保护的策略。贬官身份敏感，直抒胸臆易授人以柄。通过无“我”的视角，他将个人行迹隐藏于“太守”的公务行为（“太守归而宾客从也”）和“醉翁”的私人趣号之后。文中的“乐”是太守之乐、众宾之乐，而非罪臣欧阳修之乐。这种隐藏，既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一种情感上的自我保护，允许他在文字的庇护下，更自由地表达真实的自我。

因此，文章前半部分的“无我”，实则是一种“似无实有”的高级状态。每一个客观景象的背后，都潜藏着一双观察的眼睛——“我”的目光；“太守”与“醉翁”的每一个行为，都是“我”的行为的投影。这种视角，为下文“我”的正式登场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和蓄势。

二、 有“我”的叙事视角：情感内核的倾泻与升华

如果全文始终保持这种冷静旁观的距离感，《醉翁亭记》或许会成为一篇优美的地理志，却难以触动人心千年。欧阳修的伟大在于，他在“无我”的铺垫之后，巧妙地、层层递进地引入了“有我”的视角，最终完成情感洪流的倾泻。

这种引入是渐进式的。首先，在客观描述了滁人游、众宾欢的盛宴之后，镜头终于聚焦于“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这个“醉”字，是连接客观场景与主观世界的关键阀门。酒醉的状态，使得心理防线的松懈和真情实感的流露成为可能。

紧接着，文章迎来了最关键的身份点明：“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瞬间。此前一直隐藏在“太守”、“醉翁”这些面具之后的叙述者“我”，终于走到了前台，亮出了其真实的历史身份——籍贯庐陵的欧阳修。这一笔，彻底打破了此前营造的客观叙事框架，将一篇游记与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一段具体的政治挫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提醒读者，所有一切的“乐”，都发生在一个贬官的身上。至此，欢乐的场面被赋予了一层深沉悲凉的底色，文章的深度骤然增加。

然而，欧阳修并未让情感滑向感伤主义的深渊。在亮明身份后，他迅速将视角收回，并进行了全文最深刻的一次哲学提升：“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这是一个经典的“有我”视角的内心独白。这里的“我”（太守）不仅是事件的参与者，更成为了一个沉思者。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与宾客、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层无法完全沟通的隔膜。众人的“乐”是世俗从众的、喧闹的游宴之乐，而“太守之乐”则复杂得多：它包含了看到治下百姓安居乐业的欣慰之乐（“负者歌于途”），有寄情山水的审美之乐，更有超越了个体荣辱、洞悉了生命本质的“乐”——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达观之乐。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这最后一句，最终完成了“我”的整合。此时的“太守”，既是那个醉卧席间的客体，也是这个能够反思、能够书写的主体。“醉”代表的是情感的投入与释放，“醒”代表的是理性的观照与沉淀。而“述以文”，则是将这一切经历和感悟转化为永恒艺术形式的创造性行为。于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庐陵欧阳修”、作为地方官的“太守”、作为饮酒者的“醉翁”和作为叙述者及思想者的“我”，在这句话中完美地统一起来。

这种有“我”的叙事视角，将文章从对外部事件的记录，推向了内部心灵的探索，从一场欢宴升华为一种对“乐”的本质的哲学思考，实现了情感的深度化和主题的崇高化。

三、“我”在与不在的文学价值：距离的美学与精神的涅槃

《醉翁亭记》中“我”的时而缺席与在场，并非简单的写作技巧炫耀，其背后蕴含着极高的文学价值与精神价值。这种视角的切换，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距离的美学”，并最终导向了作者精神世界的涅槃。

（一）创造丰富的叙事层次与审美张力。

全知的“无我”视角提供了画面的广度，确保了叙事的客观与生动；而内省的“有我”视角则开掘了情感的深度，提供了思想的重量。两者交替使用，使得文章既有如《水经注》般山水游记的清澈明净，又有如《庄子》般哲学思辨的玄妙深邃。读者既能在外围欣赏一幅繁华的人世风俗画，又能深入画中主角的内心，体会其复杂的喜悦与旷达的悲凉。这种张力使得文本耐人寻味，经得起反复品鉴。

（二）实现自我疗愈与精神超越的过程性呈现。

文章视角的转换，恰恰映射了欧阳修自我排遣、实现精神超脱的心理过程。初至滁州，他需要与痛苦的“旧我”保持距离，因此他采用“无我”视角，将自我客体化，强迫自己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发现美、享受乐（“乐其地之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这是疗愈的第一步，转移注意力。

继而，在山水与民情的慰藉下，他开始尝试接纳新的身份——“醉翁”，并从中找到乐趣。最后，在文章结尾，他才有勇气直面“庐陵欧阳修”这个承载着所有荣辱的身份，并将“太守之乐”与“醉翁之乐”整合进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自我认知之中。整个写作过程，就是他完成一次心理重建和精神涅槃的仪式。可以这么说，《醉翁亭记》文本的结构，即是作者（“我”）心灵的结构。

（三）构筑中国士大夫理想的人格范式。

《醉翁亭记》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篇，在于它超越了个人情感的宣泄，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士大夫形象。这个形象，通过“我”的多重身份得以展现：作为“太守”，他勤政爱民，政通人和（“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虽出《岳阳楼记》，但《醉翁亭记》中“负者歌于途”的描写正是其治绩的体现）；作为“醉翁”，他风流倜傥，寄情艺术，富有生活情趣；作为“庐陵欧阳修”，他坚守儒者本色，又能融合佛道超脱之境。

而那个时隐时现的叙述者“我”，则代表了这种人格的终极形态：既能深入生活，积极入世（“同其乐”），又能抽身而出，反观自身（“乐其乐”）；既能享受感性的沉醉，又能保持理性的清醒（“醒能述以文”）。这种“进退自如”、“与万物同其节奏”的人生境界，成为了后世无数文人士大夫心向往之的精神标杆。

综上所述，《醉翁亭记》中的“我”是一个复杂而精巧的文学构造。欧阳修通过“无我”的写作视角与“有我”的叙事视角的交织运用，成功地实现了自我身份的分解、观察、重组与升华。他从“环滁皆山也”的宏观叙事切入，经过“太守醉也”的客体化自指，最终落于“庐陵欧阳修也”的终极自我确认，完成了一场从外在山水到内心宇宙的壮丽旅程。

“我”的在场，倾泻了最真挚深沉的情感；“我”的缺席，则赋予了文章反思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这种“在与不在”的辩证关系，是《醉翁亭记》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它不仅是欧阳修高超写作技巧的证明，更是其面对人生巨大困境时，如何通过文学创作实现自我救赎、达到精神逍遥的完美记录。文章最终告诉我们，“醉翁”之意，不仅在山水之间，更在于那个经历了迷失与寻找、最终实现了整合与超越的、强大而深邃的“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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