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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事件是“文明冲突”？
(2016-09-11 07: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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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 |
袁晓明/文
十五年前的９月１１日无疑是拉登所领导基地的最成功的日子，１９位基地的恐怖分子未用一枪一弹便将两座１００多层的世界贸易中心夷为平地，谋杀３０００人的生命，同时对美国五角大楼亦有重创。
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在问：“为什么会在美国本土发生九一一那样的恐怖事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读，在美国思想界的诸种论点之中，"文明冲突”论成为解读九一一事件根源的主要论点之一，因为九一一的恐怖分子全都来自于中东国家。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学者亨廷顿将“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推到世界的面前。其实，亨廷顿是“文明冲突”论的推广学者，而最初提出“文明冲突”论却是另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Bernard Lewis。Lewis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被誉为西方世界研究伊斯兰文明的第一人，Lewis现已九十高龄，一生研究伊斯兰文明，Lewis的研究不仅在西方世界具有权威地位，而且在穆斯林世界也受到高度重视。在１９９０年，Lewis撰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在该文中，Lewis最先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但Lewis并未将“文明冲突”作为主题论点。
虽然Lewis提出“文明冲突”论更早，但亨廷顿将文明冲突引入到所有文明（包括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是远远超过Lewis所定义的范围，亨廷顿并将自己的一篇论文演变成一本专著，该书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因此亨廷顿却更多地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无可否认，在当今中东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中，“文明冲突”的解读有一定的理论根据，但“文明冲突”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难以解释为什么同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中东的阿联酋等国家却能够与西方国家结盟，并没有亨廷顿所述的文明冲突，这也并非是“文明冲突”论的例外，实际上，在一些西方的学者看来，这却显示出解决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的一个出路。
Lewis在自己的文章中分析了西方国家从宗教统治到宪政管理的变革，尤其是美国的政教分开的实践，按照Lewis的观点，穆斯林国家为避免冲突，也需要改变宗教管理国家的模式。事实上，在穆斯林国家里，土耳其就是不将宗教法律作为最高法律的国家之一，管理土耳其的是一个世俗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宗教的机构，更耐人寻味的是，世俗政府下的美国与土尔其都保留自身的宗教传统，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信奉基督教，而绝大多数土尔其人却都还有伊斯兰的信仰。因此，政教分开的体制既能给国家一个现代的政体，又同时让国民保留甚至发展自身的宗教传统。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Michael Mandelbaum在２００２年出版过一本书，题为“征服世界的理念：二十一世纪的和平、民主、以及自由经济”，Mandelbaum在书中表达的一个核心观点，即从表面上看，拉登所领导的基地是在向美国宣战，但拉登等极端分子其实是在与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通行的理念作对，即他们反对穆斯林国家参加到源自西方、已经遍布全球的和平、民主、自由经济的政治和经济理念。Mandelbaum指出，基地恐怖分子并没有选择美国的帝国大厦，而是撞塌了代表全球经济的“世界贸易中心”，在世界贸易中心里有上百个国家的公司，几千名九一一的受害者也是来自近百个国家，此外，纽约也并非只是美国的金融中心，而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果然，如拉登所愿，九一一事件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创，几乎毁掉了美国航空、旅游等产业，同时将美国整体经济以及世界经济拖入短期的衰退。
Lewis和Mandelbaum从两个侧面解读了为什么拉登等要向美国和世界宣战，一方面，拉登不愿意穆斯林国家成为世俗政府管理的国家，具体地讲，拉登看不起要加入欧盟、并向ＮＢＡ输送了球员的土耳其、却更爱塔利班统治下、不准听现代音乐、不让女人上学的阿富汗；另一方面，虽然拉登曾经是百万富翁，但他完全抛弃了物质世界，拉登等相信，西方社会所宣扬和实践的理念标志着西方的堕落，因此，拉登曾经到非洲的苏丹开办农场，从事比较原始的农业，拉登也不喜欢以百万富翁的身分到阿联酋的杜拜去打高尔夫球，在１９名九一一的恐怖分子中，大多也都是生长在富裕的家庭，并有良好的教育。
要分析拉登与西方敌对的思想来源，需要提到一位埃及人Sayyid Qutb。Qutb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因此对美国的政体和文化有比较多的了解，Qutb是一个极端分子，１９５４，埃及政府逮捕了Qutb，并在１９６６年对Qutb执行枪决，但Qutb的一本书在１９７０出版，该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西方社会已经完全“堕落”、无可医治。Qutb的思想影响了许多的极端分子，其中就包括拉登。在拉登看来，西方社会不仅自身“堕落”，更将其“堕落”的影响，比如世俗的政体、物质的享受、流行的文化等输入到世界各地包括中东国家，拉登认为，这样的形势继续下去，整个伊斯兰的文明都可能在“堕落”的西方文明中消失。因此拉登便向西方“堕落”的龙头即美国宣战，并最终发起九一一那样灾难性的攻击，从而搞乱世界的次序。
毋须置疑，拉登等极端分子是逆当今世界潮流，尽管国家之家、文明之间有不同的文化和理念，但在大的形势下，绝大多数国家向往并实践通向和平、民主、自由经济的道路，这并非是拉登们所认为的文明的堕落，而应该是文明的进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一一后全球建立了反恐的联合整营。在全球化经济的环境下，世界资源呈现一种奇妙的分配和组合，西方文明下的国家有效率更高的经济实体、伊斯兰文明的中东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华文明的中国有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种分配和组合是当今全球经济的支柱，拉登等极端分子的一个目的就是打乱这样的组合。
过去的几十年，虽然国际环境远非公平，但中东国家中仍然有阿联酋杜拜那样的地方，以石油资源为原始积累，建立起现代化的城市和经济实体，杜拜拥有一些世界级的跨国公司，杜拜完全走出了只靠石油的境地，虽然杜拜以伊斯兰信仰为主，但印度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也都有自己的教堂，无疑为其他中东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同样的，中国也正是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当今全球化的次序之中和平崛起。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美国有政论家提出“为了文明的冲突”（Clash for the Civilization）的论点来解读世界与恐怖主义的冲突。我不完全否定“文明冲突”论，但我同意，九一一事件所引发的这场全球反恐战争更应该用“为了文明的冲突”来解读，因为击败拉登等极端恐怖分子的就是捍卫全球大环境下的和平、民主、以及自由经济的理念和实践，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文明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是一场持久的“为了文明的冲突”。
同样的，今天，摧毁ISIS也是“为了文明的冲突”的继续。
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在问：“为什么会在美国本土发生九一一那样的恐怖事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读，在美国思想界的诸种论点之中，"文明冲突”论成为解读九一一事件根源的主要论点之一，因为九一一的恐怖分子全都来自于中东国家。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学者亨廷顿将“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推到世界的面前。其实，亨廷顿是“文明冲突”论的推广学者，而最初提出“文明冲突”论却是另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Bernard Lewis。Lewis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被誉为西方世界研究伊斯兰文明的第一人，Lewis现已九十高龄，一生研究伊斯兰文明，Lewis的研究不仅在西方世界具有权威地位，而且在穆斯林世界也受到高度重视。在１９９０年，Lewis撰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在该文中，Lewis最先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但Lewis并未将“文明冲突”作为主题论点。
虽然Lewis提出“文明冲突”论更早，但亨廷顿将文明冲突引入到所有文明（包括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是远远超过Lewis所定义的范围，亨廷顿并将自己的一篇论文演变成一本专著，该书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因此亨廷顿却更多地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无可否认，在当今中东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中，“文明冲突”的解读有一定的理论根据，但“文明冲突”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难以解释为什么同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中东的阿联酋等国家却能够与西方国家结盟，并没有亨廷顿所述的文明冲突，这也并非是“文明冲突”论的例外，实际上，在一些西方的学者看来，这却显示出解决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的一个出路。
Lewis在自己的文章中分析了西方国家从宗教统治到宪政管理的变革，尤其是美国的政教分开的实践，按照Lewis的观点，穆斯林国家为避免冲突，也需要改变宗教管理国家的模式。事实上，在穆斯林国家里，土耳其就是不将宗教法律作为最高法律的国家之一，管理土耳其的是一个世俗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宗教的机构，更耐人寻味的是，世俗政府下的美国与土尔其都保留自身的宗教传统，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信奉基督教，而绝大多数土尔其人却都还有伊斯兰的信仰。因此，政教分开的体制既能给国家一个现代的政体，又同时让国民保留甚至发展自身的宗教传统。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Michael Mandelbaum在２００２年出版过一本书，题为“征服世界的理念：二十一世纪的和平、民主、以及自由经济”，Mandelbaum在书中表达的一个核心观点，即从表面上看，拉登所领导的基地是在向美国宣战，但拉登等极端分子其实是在与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通行的理念作对，即他们反对穆斯林国家参加到源自西方、已经遍布全球的和平、民主、自由经济的政治和经济理念。Mandelbaum指出，基地恐怖分子并没有选择美国的帝国大厦，而是撞塌了代表全球经济的“世界贸易中心”，在世界贸易中心里有上百个国家的公司，几千名九一一的受害者也是来自近百个国家，此外，纽约也并非只是美国的金融中心，而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果然，如拉登所愿，九一一事件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创，几乎毁掉了美国航空、旅游等产业，同时将美国整体经济以及世界经济拖入短期的衰退。
Lewis和Mandelbaum从两个侧面解读了为什么拉登等要向美国和世界宣战，一方面，拉登不愿意穆斯林国家成为世俗政府管理的国家，具体地讲，拉登看不起要加入欧盟、并向ＮＢＡ输送了球员的土耳其、却更爱塔利班统治下、不准听现代音乐、不让女人上学的阿富汗；另一方面，虽然拉登曾经是百万富翁，但他完全抛弃了物质世界，拉登等相信，西方社会所宣扬和实践的理念标志着西方的堕落，因此，拉登曾经到非洲的苏丹开办农场，从事比较原始的农业，拉登也不喜欢以百万富翁的身分到阿联酋的杜拜去打高尔夫球，在１９名九一一的恐怖分子中，大多也都是生长在富裕的家庭，并有良好的教育。
要分析拉登与西方敌对的思想来源，需要提到一位埃及人Sayyid Qutb。Qutb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因此对美国的政体和文化有比较多的了解，Qutb是一个极端分子，１９５４，埃及政府逮捕了Qutb，并在１９６６年对Qutb执行枪决，但Qutb的一本书在１９７０出版，该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西方社会已经完全“堕落”、无可医治。Qutb的思想影响了许多的极端分子，其中就包括拉登。在拉登看来，西方社会不仅自身“堕落”，更将其“堕落”的影响，比如世俗的政体、物质的享受、流行的文化等输入到世界各地包括中东国家，拉登认为，这样的形势继续下去，整个伊斯兰的文明都可能在“堕落”的西方文明中消失。因此拉登便向西方“堕落”的龙头即美国宣战，并最终发起九一一那样灾难性的攻击，从而搞乱世界的次序。
毋须置疑，拉登等极端分子是逆当今世界潮流，尽管国家之家、文明之间有不同的文化和理念，但在大的形势下，绝大多数国家向往并实践通向和平、民主、自由经济的道路，这并非是拉登们所认为的文明的堕落，而应该是文明的进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一一后全球建立了反恐的联合整营。在全球化经济的环境下，世界资源呈现一种奇妙的分配和组合，西方文明下的国家有效率更高的经济实体、伊斯兰文明的中东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华文明的中国有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种分配和组合是当今全球经济的支柱，拉登等极端分子的一个目的就是打乱这样的组合。
过去的几十年，虽然国际环境远非公平，但中东国家中仍然有阿联酋杜拜那样的地方，以石油资源为原始积累，建立起现代化的城市和经济实体，杜拜拥有一些世界级的跨国公司，杜拜完全走出了只靠石油的境地，虽然杜拜以伊斯兰信仰为主，但印度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也都有自己的教堂，无疑为其他中东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同样的，中国也正是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当今全球化的次序之中和平崛起。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美国有政论家提出“为了文明的冲突”（Clash for the Civilization）的论点来解读世界与恐怖主义的冲突。我不完全否定“文明冲突”论，但我同意，九一一事件所引发的这场全球反恐战争更应该用“为了文明的冲突”来解读，因为击败拉登等极端恐怖分子的就是捍卫全球大环境下的和平、民主、以及自由经济的理念和实践，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文明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是一场持久的“为了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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