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明/文

  近日，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热播，试图在中国内地的网站观看，由于网络不流畅，无法连续观看，由此说明热播的程度之高。好在美国Youtube上也有《穹顶之下》的播放，花了100分钟，很顺畅地把《穹顶之下》看了一遍。

   先把对《穹顶之下》内容争议放到一边，《穹顶之下》的确是一部高水平的纪录片，在100分钟了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并且片子的风格流畅，柴静主持水准一流，最到位的是，柴静自己既在内容以内，显示出母亲的爱，从超声波里让观众与她一起看到那在母腹中的幼小生命，孩子出生就要做全麻手术去摘除肿瘤，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手术。她为孩子在雾霾中成长担忧，如果说那是在煽情，也是非常自然的煽情，她表达出人应该有的“自私”，她也在为自己和孩子的健康着想，她不只是在中国大众拍这部纪录片，也是在为自己和她的孩子所拍。

   同时，她又是在内容之外的冷静的主持人，向观众介绍有关雾霾产生的原因、危害、措施的科普知识，还去做采访、甚至挑战一些被采访的对象。我这里强烈推荐柴静将《穹顶之下》送去参加奥斯卡的纪录片评奖，我认为《穹顶之下》有可能获得奥斯卡纪录片奖，《穹顶之下》比几年前戈尔的《不方便的真实》水平高，且预算少，100万元做成这样的纪录片，在中国、英国、美国做实地采访，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在《穹顶之下》里面也看不出任何的广告赞助。

   在《穹顶之下》一片的内容上，我要主要谈谈在雾霾的治理上，尤其是柴静在片中涉及到的其他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在雾霾治理上的经验和措施。我认为，在雾霾的现状和后果，柴静讲得非常深刻，又让人易懂，她并没有使用恐吓手段，讲出了事态的严峻性，这一部分内容是《穹顶之下》一片的强项，可在治理上却显得很弱，尤其是介绍在欧美如何治理雾霾上，忽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柴静介绍了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遭遇过雾霾，着重介绍了英国的伦敦和美国的洛杉矶，这两个城市都曾有过非常严重的雾霾污染，后来，两个城市的雾霾都得到了良好的治疗。

   按《穹顶之下》一片，观众可以看到，治理这洛杉矶和伦敦城市的雾霾有这样两点。一是环保部门严格管理，二是在生产和消耗能源上做了努力。

   柴静介绍，洛杉矶严格管理汽车的尾气排放。在片中，柴静跟着美国的环保警察在高速公路上给违章的司机开罚单，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没有装置环保设施的汽车从墨西哥开进美国，而汽车从中国卖到墨西哥。柴静在给观众一个比较，在中国，环保部门多么执法无力，而美国的环保警察有至高的权力。但柴静没有告诉观众的是，美国环保部门在执法，在他们与环保法之间没有政府，他们也不考虑关掉一个工厂会减少多少GDP，在制订环保法的时候，是要保护环境，还是要经济的增长，其博弈已经完成，因为各个方面都可以影响环保法的制订，美国《清洁空气法》由国会制定，那些议员代表了各个方面的利益。

   柴静还到了伦敦，向观众介绍伦敦是如何减少煤炭和石油的使用，使用的煤炭特要全部清洗，油要用高级的。柴静用画面做了对比，早期的伦敦，发电厂高高的烟囱冒着烟，而现在的伦敦没有了烟囱，更没有烟雾，一位伦敦人正向柴静讲述如何减少了煤炭的使用。但柴静没有告诉观众的是，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污染比如雾霾治理，生产能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产业的改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重工业比如钢铁以及环保成本高的从发达国家外移，也就是同一个时间，中国大力发展钢铁等重工业。也就是说，过去四十年，有烟工业移出发达国家，支柱产业转向无烟工业，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在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制造业。产业改变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治理环境包括雾霾非常关键的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曼德尔曾经提出“梯子”的经济理论，曼德尔比喻全球经济就像是一部“梯子”。梯子最下面的台阶就是附加值低的制造业以及其他低技术的行业，如纺织、制衣等；中间的台阶就是那些附加值较高的制造和服务业，如汽车、芯片制造加工；梯子的最上面是软件、金融、制药、高精电子、航空航天等等附加值最高的产业。“梯子”下面的经济体能不断向上攀升，在“梯子”顶端的经济体既然享受了更高的生活标准，就要有压力，更要有动力通过创新，并以强大的竞争力去向上增添新的台阶。我们也可以从环保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梯子的理论，在梯子最上面的行业，也恰恰是能源消耗比较低的行业，而在下端和中端的梯子上，能源消耗更大，环境的代价也更大。

　　柴静在《穹顶之下》提到一些环保的措施，其中包括大家要节省能源，短距离尽量步行，不要开车等，那是感觉不错的措施，有利于环境保护，但不治本，柴静没有提到中国如何要通过技术革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保护环境，也没有提到要在产业结构上逐渐改变。过去几十年，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仅输出了有烟工业，而且在价值链上通过品牌、研发、营销、技术革新赚了大头。中国需要在这方面需下达功夫，要在曼德尔梯子上攀升，既能获取更高的利润，又能保护环境。当然，在现存的钢铁等行业也要严格环保措施，哪怕是增加成本，也是必须的，通过产品的价格让社会去分担环保成本。在短期内，为了治理和保护环境，也许要牺牲一些经济发展，可以调整在适当的程度，但长远上，在经济和环境上可以做到双赢，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先例。而环保法的制定上需要通过民主的程序让各方博弈，在执法上，更需要没有利益的纠缠，法有最后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