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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明
每年诺贝尔奖一发,中国媒体上都是一片叹息,似乎是传达悲哀的问天:“上天啊,中国何时才能得一枚诺贝尔奖牌?”
从前我也为中国缺乏诺贝尔奖着急,中国的经济学家几乎是臭名昭著,被一群几乎不懂经济学的评论家骂得头破血流,当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更难以在中国大地着陆,诺贝尔文学奖当然离中国本土就更远了,因为当今中国文坛几乎是被几个文学小青年砸了场子,科技方面的诺贝尔奖离中国就更加遥远,只好长久地借杨振宁一用。
那么,诺贝尔和平奖呢?毫无疑问,中国人最爱世界和平,中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是最接近现实。因此,我的诺奖希望开始寄托在和平奖上面。可是,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又彻底打破了我的梦想,为什么?因为诺贝尔和平奖不再是为人类的和平而设立,这完全违背了诺贝尔先生的初衷,那群在斯特哥尔摩的官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那里胡来。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戈尔的业绩与世界和平没有任何关系。按诺贝尔先生当年定的获奖条件,诺贝尔奖得主应该是在造福人类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如美国专栏作家John Berlau指出的那样,过去几年诺贝尔在和平奖方面已经有太多的政治倾向,但美国前总统卡特、巴勒斯坦主席阿拉法特的获奖毕竟与人类生活有的关系,而在过去许多年,包括最近的全球变暖征战中,戈尔得奖的业绩却并非是把人类摆在第一位,相反的是,戈尔抵制以科技进步造福人类,戈尔更把自然当成了他的“上帝”,以全球变暖为借口,极力阻止人类从自然中得福。当年,诺贝尔先生设立诺贝尔奖的宗旨就是要奖励那些通过科技进步为人类造福的人。
当然,我知道,戈尔有许多的追随者,戈尔也很大方地宣布,他将所得的诺贝尔奖金捐给一个环保基金。过去两年来,戈尔的确是全球变暖和环境保护领军人物,如果为了奖励戈尔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某一环境保护基金可以给戈尔发一巨大的奖状,戈尔也从好莱坞得到了奥斯卡最佳记录片奖,虽然戈尔的记录片有许多虚构的内容,但得一个记录片的奥斯卡也不算太过分,尤其是考虑到好莱坞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戈尔的记录片也符合好莱坞的要求。但是,戈尔无论如何应该与诺贝尔和平奖无缘。
在他的专栏中,John Berlau从两个方面指出了戈尔本应该无缘诺贝尔和平奖。
一方面,早在全球变暖作为他主要攻击对象以前,戈尔就非常敌视文明的进程和科技的发展。戈尔在他的《平衡的地球》一书序言中写到:“在一定的程度上,基于人的模仿和傲气的设计,文明本身就是将一个自然的世界变为更加人为、人造的世界,在我看来,这样的代价过于昂贵。”过去的这些年,许多防治癌症的药品需要从紫杉木中提取,戈尔认为,砍伐三棵紫杉树去医治一个癌症病人完全不值。后来戈尔表示他珍惜树木是为了后代着想,但他应该知道的是,为了后代,人是可以植树的。根本的问题就是,象戈尔这样疯狂的环境至上主义者,有的时候,人在他们的眼里比不上自然。
另一方面,戈尔还攻击拯救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饥荒的“绿色革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Norman Borlaug曾开创了粮食高产的技术,并把那样的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Borlaug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委员会当时做了件好事),那样的高产技术就被称为“绿色革命”,但戈尔却认为“绿色革命”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土地太辛苦了。
戈尔能够成为好莱坞的明星,也并非是他个人的疯狂,他代表了当今广大极端环保主义者的疯狂,在非洲砍伐几棵树似乎比死人还让他们心疼。当然,我并非是不赞成环境保护,但戈尔等自然至上的狂热的确是对人类和自然都是有害无益。
最后,想对中国提一个建议,明年把水稻专家袁隆平推荐给诺贝尔和平奖,再试一下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评选标准,在我看来,袁隆平比戈尔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真正是帮助改善了人的生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