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二十多年了，说起父亲对我的影响，记忆最深的，还是他的那句口头禅：“有父从父，无父从兄。”这也是我多年来遵守的日常行为守则。
我的老家是果里镇闫家村，虽然因为谋生与支援国家建设有过短暂的离开，父亲的一生几乎全部在那里度过。父亲是建国初期的老党员，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从建国初期担任村里的民兵队长到党支部书记，克己奉公成为他的人生本色，受到村里群众的拥护与欢迎，即便文革最困难的岁月，也是村里乡亲们的爱护与宽容，才使他得已平安度过。伯父从十三岁到索镇学徒，出徒后创建了自己的永久铁工厂，公私合营时，因为资产最多，以私方代表的身份出任现在云涛纺织公司的前身桓台县农机修造厂副厂长，分管供销。身为副厂长，事必亲躬、亲历亲为是他的日常状态，一辆自行车成为他的“坐骑”，从索镇到北镇，五十公里的路程，他经常一天两个来回。只要不出差，伯父每天都要回到二十公里外的家，进村之前总是先下车，推着车子走着进村，看到认识的大人小孩，总会主动招呼。家中因此形成了伯父主外、父亲主内的格局，有什么大事小情，父亲总是先向伯父禀明，伯父同意后再付诸实施。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家中有个在外工作的人，在整个村子中，绝对是令人羡慕的家庭。家中人口多，劳动力少，生活紧张，在外工作的伯父每天回家都会买回好吃的食品；家中三次建房、哥哥们渐次成婚，每当家中遇到困难，伯父总是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帮助父亲解决。伯父不吸烟，也不喜欢别人吸烟，但他每月都会给他吸烟的弟弟买几条烟；二人相敬一生，即使伯父去世早了整整11年，父亲的祭日，甚至时辰都与伯父完全相同。母亲与伯母同样相敬终生。伯母在家操持一家人的生活，视我们如同亲生，抚养我们兄妹五人长大；母亲在生产队劳动，为了挣足养育我们的工分，沉锄大镢，什么都干，视伯母如婆母，妯娌二人毕生没有红过脸。后来父亲跟我聊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顺口说出的还是那句挂在嘴边的“名言”——“有父从父，无父从兄”。
这句朴实的话，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兄妹。在父辈的影响下，哥哥们对我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1976年春，我在设在邻村的周家联中上初中，看我回家吃饭耽误功夫，二哥每天都提前做好饭，把我叫到在学校附近的工作单位就餐；1980年二哥接班去县城工作后，他那里更成了我只管吃、不交钱的“老饭店”；我考上师专去他那里，看到我单薄、简陋的衣着，立马脱下自己刚刚穿在身上的新毛衣。大哥在当时的公社拖拉机站工作，每次从学校回家，他都会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零用钱给我，不管多少；去外地出差路过北镇，大哥都会专程去学校看我，问过学习情况后，同样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现金零用钱交给我。1979年我考上师专的时候，三哥刚刚结婚，毫不犹豫地拿出新婚的被褥让我带上；我结婚时的家具，也是三哥跑前跑后，帮助父亲给我打制的。妹妹比我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急需要数万元现金，妹妹只问需要多少，次日一早送到我手中；妹妹搬到县城居住后，每当家里改善生活，都会打电话把我叫过去。有个成语“解衣推食”，哥哥和妹妹给我的这份亲情让我感念终生。
1997年阴历十一月十一父亲去世以后，我开始了真正的独立生活。每年春节我都会带着爱人和孩子回老家，与哥哥嫂子们一起过年；平时回家，爱人都会准备上礼物送给哥嫂们；家中每有大事，用钱用物，我与爱人都会鼎力相助；侄子侄女遇上烦心事的时候，总喜欢找我与爱人聊天、倾诉，把我们当作他们的精神依托。
如今，我也临近耳顺之年，膝下有孙，周末都会接她们回来住两天。我家的后面，是社区新建成的小广场，去这里玩耍是必然项目。看到扔在地上的鹅卵石，她们会拣起来放回原来的地方；看到地上的纸屑，都会拣起来放到垃圾桶里，这让我颇感欣慰。我盼望着孩子们健康长大，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家庭是个小社会，需要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与宽容。“六尺巷”是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新城王氏也有“让贡”之德，核心要义都是“礼让”。父亲的口头禅，充溢了满满的“礼让”精神。有了这份礼让，家庭会更加融洽；有了这份礼让，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王象晋《清寤斋心赏编》有言：世人多言处世难，非世果难处，无所以处之之方耳。如我好胜，谁甘处其败? 我好富，谁甘处其贫?我好自是，谁甘处其非？我好安逸，谁甘处其劳碌？推之一切，莫不皆然。常将自己心向别人一忖量，则损人利己之事必不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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