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领导李奎封撰著的《土地记忆》出版有一段时间了，读罢这部煌煌60余万言的巨制，我感慨良多。改革开放以来，桓台县值得称道的事情很多，但是，能在国家层面产生影响的，吨粮县建设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件。1990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消息：我国江北地区出现吨粮县，山东桓台亩产1020公斤。并且配发专评《重点攻单产》。此后连续三年的11月1日，《人民日报》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桓台农业的新闻，在向国内外郑重发布“桓台建成吨粮县”消息的同时，对桓台县抓住粮食生产不动摇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1990年建成吨粮县至今，已经整整26年了，作为中国农业、农村，尤其是粮食生产的一个样板和案例，桓台为什么能在江北地区率先建成吨粮县？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1991年，县里曾经以媒体报道桓台建设吨粮县的稿件为主要内容，编纂出版了《希望的田野》。此前在吨粮县建设立项时，也曾编制了论证报告，对吨粮县建设的条件进行了认真分析，但是从“史”的角度对吨粮县建设进行系统总结，尚未有着手。《土地记忆》的出版，不仅以当事人的身份第一次讲述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且填补了这项空白。
《土地记忆》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了作者及其父亲围绕土地发生的故事。作者在《引子》中说，“我尝试着立足60年代变迁，上溯3000年历史文明，一部土地的记忆，记录一件件令人思考的故事，反映了土地与人类发展的一些金科玉律”“围绕着父亲和我，围绕着在祖宗留下的土地上不屈不挠奋争所展开普普通通而又蒙蒙胧胧的故事”。全书可分两大部分，前者写作者与父亲作为农民，围绕种地所做的探索与追求，后者则重点围绕吨粮县建设展开故事。与常规文学作品不同，作者在写吨粮县建设的过程中，并没有着力塑造人物，叙述故事，通过语言、心理、环境等细节描写表达主题，而是通过日记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吨粮县建设从立项到建成的全过程，记录了自己组织吨粮县建设的心路历程。所以，《土地记忆》记述的就是历史的实录。
这部书揭示的，首先是吨粮县建设的必然性。桓台号称鲁北粮仓，自古就有精耕细作的习惯，历史上就是粮食高产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号称山东不压桓，六十年代山东学“两台”——桓台、鱼台。到七十年代，全国粮食生产实施“过黄河、跨长江、上纲要”，桓台一直是“排头兵”。“让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是3000多年来人们的梦想和追求”。作者并没有仅仅对这些事情作概念性的描述，而是通过自己和父亲的务农经历，形象地表现了这个过程，表现了广大农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探索和追求。同时，桓台的农业生产条件是比较完备的，在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在推动生产队到村民小组的变革中，原先农村形成的生产基础得到较为完备的保护，“统”的功能并没有因为联产承包现任制的实施而弱化和消亡。这些优势的留传和承继，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又使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情，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成现实，也成为吨粮县建设不可多得的制度保障，也是桓台县建设吨粮县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我不能确定“双层经营机制”是桓台人的发明，至少在吨粮县建设过程中，“双层经菪”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频繁光临桓台调研的高层智囊机构和媒体记者，对此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与认识。而吨粮田、吨粮村的萌芽和实践，则为吨粮县建设的决策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
我是1988年4月进入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的，进入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正值唐山镇兴旺村108亩吨粮田开发成功后，兴旺、贾家两个村进行吨粮村建设试点。次年，唐山镇又整建制建成吨粮镇。在我的意念中，这是桓台建设吨粮县的缘起。然而，阅读《土地记忆》后我才知道，吨粮县的建设远没有那么简单，实际过程远比我了解的情况复杂得多，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早在此前数年，刚刚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工作的李奎封就开始了这一探索。从解决生产难题，到进行科学实验、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都取得了成功。而起凤镇党委书记的经历，则使他获得了一展身手的机会，高产开发变成了现实。这使我明白，吨粮县建设在桓台成功不是偶然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且，进行过这种尝试的，不仅有我后来知晓的108亩“吨粮方”，而且许多农技人员早就开始了探索，李奎封就是这些“吃螃蟹”者中的一员。担任副县长分管农业工作后，农技人员的实验，和他此前进行的吨粮田开发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促成了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吨粮田开发试验的设想，作为分管农业工作的副县长，他自然成为吨粮县建设的“前敌总指挥”和“项目指挥长”。26年后的今天，以这样的身份来审视吨粮县建设的创举，感受和领悟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比拟的。
与奎封县长的交集就发生在这个时段，当时他已经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而我只是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个认真、平实、和蔼、讲规矩的人。1989年初春，《大众日报》摄影部刘永勤主任来桓台拍摄一组《桓台春讯》的报道，按照程序，需要向分管的奎封县长汇报。这是我第一次向他汇报工作，此前，同事告诉我，李县长曾在宣传部工作过，待人平和，很好接触。当我怀着一丝紧张走进奎封县长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的一句“咱是老同事，这事我听你调遣”话，让我顿时从面见县长的惶恐和拘束中解脱出来。听我汇报完，他就这次采访的安排，按照先后顺序扳着指头一件一件往下捋。言语间，他那习惯性的“凿卯子”手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对做好采访工作增强了信心。后来，我了解了他早年从事建筑精通木工手艺的经历，了解了他的工作作风，“凿卯子”的手势，成为他表达工作信心的标志性动作。就在这次采访中去当时的马桥乡的时候，正在车上观察四周农田状况的他，突然发现路边有个男孩正在拔路边刚栽下的树。他让司机把车停下，亲自把这个男孩叫住，教育他要爱惜树木。本来工作人员就可以处理的事情，他却亲力亲为。这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直到现在，依然清晰。
我在宣传部工作期间经历的事情，吨粮县建设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历史性事件。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放卫星”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洗礼，面对新的形势，人们的思想还存在诸多不适应。因此，统一思想，凝聚合力便成为宣传部的重要任务。结局是美好的，过程却是艰苦的。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很难用具体的语言来表述，全县上下“人人是关键、事事是关键”共识的形成，人们“进了桓台大小道，一步一个惊叹号”的慨叹，至今仍然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我的工作，是负责媒体记者的接待与采访。那时候，从中央，到省市；从部委，到各地，连续半年多，几乎每天都有记者来桓台采访，最多的时候，有十多家媒体的数十名记者来齐聚桓台采访。车辆不济，有的就直接借来自行车去乡下找采访对象。有时候，部里的领导都亲自去车站为媒体朋友送行。让我记忆最深的，是1991年春节刚过，我陪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后任宣传部副部长的田茂国兄前往北京取《希望的田野》书稿，在人民日报社经济部，何加正、蒋亚平两位老师询问丰收后的粮食转化问题，我当即写了《桓台县基本解决卖粮难》，刊登在3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
农业是桓台的传统优势，农业文明是桓台人文的重要内涵之一，围绕吨粮县建设涌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是值得认真总结和传承的。我们通常习惯称说，桓台人文底蕴丰厚，但自王渔洋之后，虽然桓台历史上也不乏文化名人，但总体而言日渐式微。这固然与缺乏巨大影响力的文化人物与事件有关，与文献的损毁与失传有关，更与此后人们文化意识与自觉的浅薄有很大关系。建设吨粮县，是桓台人的创举，值得大书特书，不仅对于促进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意义非凡，对于传承桓台人文，更有着非同寻常的典范意义。从这个角度说，《土地记忆》出版的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农业自身和体现作者高度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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