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博客有两点，一是可以和博友们交流、学习；二是可以把博客当成自己的“资料夹”，用得着时可以翻翻。前几年，我在转让古书时也曾留下过一些复印件，想当作书影供以后学习参考，可后来多已找不见了。如今有了博客，保存起来更容易和直观，就先补上几张书影和以前写的小文字吧。

《王士禛著作后印本与康熙书版的流传》（2008年4月14日《藏书报》，还请指正）

王士禛（1634-1711年）死后因避雍正帝讳，改称士正，乾隆时诏命改称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清初最为著名的诗人。他论诗以“神韵”为宗，其“神韵说”在清初诗歌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王士禛一生著作几十种，多成书于康熙年间。他著作的早期版本多为康熙刻本中的代表性作品，受到收藏家和版本学者的青睐。其中以被艺林称为“林佶四写”之一的《渔洋山人精华录》最为著名。

著者名无避讳字是康熙刻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笔者收藏王士禛著作十余种，有《渔洋山人诗集》、《渔洋山人续集》、《唐贤三昧集》、《十种唐诗选》、《渔洋山人精华录》、《唐人万首绝句选》、《居易录》、《考功集》、《陇首集》。每种著作的卷首署名皆为“王士祯”，但“王士祯”的“祯”字明显是剜版后补的，从字体和墨色上可以看出。正文避“玄”、“勅”，不避“禛”。经查阅有关资料，发现这些书的版式、行款、字体及字数都与诸家著录的康熙刻本一致，除《渔洋山人续集》、《唐贤三昧集》和《十种唐诗选》中有少量重刻补版以外，其他均为康熙原版后印。

从这些书的著者名挖改为“王士祯”来看，刷印时间应该是在乾隆四十年之后，书版已有不同程度磨损，特别是板框四周的字迹，已有些模糊不清，从这些书的字迹墨色、纸张和开本大小一致上看，应属同一时期所印。

这些书由谁所印，具体什么时间所印，是否还有其他著作的后印本，由于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版藏、重印和流传方面的识记，一时难以判断。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书是从桓台民间发现的，出自同一人所藏。这些康熙书版的收藏流传和王士禛是否有着某种渊源呢？

我们知道，王士禛不仅在诗词方面卓有成就，而且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晚年被罢官回到家乡时，“行装无长物”，所带唯有“数卷图书万首诗”，一直为后人传为佳话。他的藏书之所“池北书库”是清代著名的藏书楼之一。这些王士禛著作的后印本在他的家乡出现，或许并不仅仅是一种地域上的巧合。这些书所使用的书版是王士禛的“池北书库”旧藏之物，由他的后人所印也是有可能的。

清康熙年间盛行文人私刻自己的著作，讲求校勘精审，刊印精良，精雕名刻层出不穷，尤其是手写上版的软体字刻本精品，其初刻初印直驾宋元之上。他们对所刻书版的保存非常重视，往往会保存数十年甚至更长。王士禛著作的初刊本多出自他本人和他的学生之手。王士禛不仅精于校勘、热衷出版，而且著作刊印之丰，在清代名集中亦属少见。笔者收藏的这些著作，大多是他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且多为康熙早期版本。如《渔洋山人诗集》是康熙八年（1669年）吴郡沂泳堂刻本，《渔洋山人续集》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还有林佶手写上版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自序本杂著《居易录》、王士禛刻本《考功集》以及晚出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另外，《唐贤三昧集》和《十种唐诗选》虽然是郎廷槐重刻本，但也出自王士禛手校。《十种唐诗选》卷后有跋：“盖因受梓在南，版藏吴下，而中原、西北名流，每以不得见为恨……请于先生重刻于北，以受中原、西北学诗者。先生闻之，忻然色喜，重为翻阅，核正亥豕，又补遗一篇。”《陇首集》则为康熙三十九年（1701年）前后重刻本，由王启沆、王兆笏编次，是否为王士禛刻本，尚不确定。不过，此书与康熙二年（1663年）王士禛编次的初刻本《陇首集》皆为王士禛所校。

以上这些书的初次刊印，不仅在时间、地点和刻工上不同，而且刊印时间的跨度长达三十多年。收藏保存这些书的原刻书版，应该说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轻易做到的，也许只有王士禛生前或他的学生才有这能力。不止于此，雕版的收藏难度远比藏书难度要大得多，雕版在搬运、贮藏、保管等方面都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以王士禛家族当时的地位和财力，是具备这些条件的。

当然，最终确定这批康熙书版的收藏流传脉络，还是需要依靠可信的史料作为证据。书版的收藏是藏书文化的一部分，历史上很多著名的藏书楼都曾收藏过大量的书版，对于保护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众多典籍赖此流传。探寻古籍书版的流传，对于研究中国印刷出版和藏书文化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渔洋山人精华录》书影，（已转让）

《居易录》书影，（已转让）



《渔洋山人诗集》（残本）




《渔洋山人续集》（残本）







《十种唐诗选》

《唐贤三昧集》（上中下）此页应为后补版

此页应为后补版





《十种唐诗选》（唐文粹诗选）









《唐人万首绝句选》（残本）







《陇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