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高考季节，高考的记忆涌上心头。

    我的高中时代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几乎是同步的。1977年的时候，进入高中学习还是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方法，我们村当年参加升高中考试的学生有20多人。除去原桓台二中，当时公社里还有一所自办的中学。尽管也叫高中，那里的办学水平与教学质量与桓台二中是没法比的。因此，能够升入原桓台二中读书便成为我们那一拨学生最盼望的事。

    终于，录取的通知下来了，我幸运地进入桓台二中学习。虽然高考制度已经恢复，学校里的学习气氛也逐渐浓厚起来，无论从家庭还是自身，对于考大学那是人家那些学习好的同学的事，总觉得离我太远，所以学习的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也就小得多，所有的学习基本处于一种自发，平时的考试考多考少考好考差，家长少关心，自己也赚一个自在。高一快结束的时候，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实行分班：一级6个班，分出两个快班，四个慢班，两个快班一文一理。分班的考试结束了，一向听天由命的我分到了文科班。

    进入高二，高考的气氛渐渐浓了起来，不仅老师的要求更严格了，而且自己学习的主动性也强了，学习成绩整体上处于上游。尽管如此，违反学习纪律的事还是经常发生，以至于班主任老师在整顿纪律的时候，基本掉不下我。我不知道是自己过于调皮，还是冤大头，对于老师的批评渐渐也产生了一咱逆反情绪。因为班里那几个惹事的同学与我关系不错，我的左邻右舍又经常惹事，老师整顿的时候，不问青红皂白。面对整顿，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暗暗在学习上用功，用学习成绩来证明自己，改变老师的看法。

    也算老天有眼。1978年底，当时惠民地区教育局统一组织了一次模拟式考试，成绩公布，我考了299分，在我们班64名同学中名列前茅。这下老师另眼相看了。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帮我分析考试形势，说全县过300分的考生不过10来个人，你虽然不到300分，但只差1分，上年录取的分数线就是300分，努把力，争取考个好成绩。随后，班主任老师又与学校商量，专门找了一个小会议室，把我们10来个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同学集中起来，每天晚上给我们开“小灶”。

    时间一天天过去，模拟考试带来的喜悦和激动也一天天淡化，终于有一天故态复萌，调皮的毛病又犯了。先是和同学打架，一拳头差点把同学打闷，接着给同学起外号，最后发展到纠合几个人给一位同学“修改情书”－－－同学的一封信不小心让我发现了，我告诉了相邻的同学，他们拿着在班里公然宣读，遇到不通顺的地方就加以修改。班主任老师知道后，把我们几个逐出教室，以示惩戒。这次事情闹大了，而且确实与我有直接关系，当老师把我叫去办公室批评的时候，我再也没有象过去那样产生逆反心理，诚恳地向老师保证绝不再犯破坏纪律的毛病。

    很快，地区组织的第二次模拟考试又举行了。这次考试，我的成绩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但名次却发生了倒退。高考的时刻到来了，我们骑着自行车到了县城，住在原来的县剧场楼上。天气比较热，老师们就千方百计为我们协调降温措施。家里条件不好，家长们都想方设法为我们创造条件。语文开考了，试卷中的文言文和作文在语文老师盛老师讲课的时候曾给我们讲过，虽然记忆不深，毕竟学过，不仅答卷容易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使我增强了考好的信心。考政治的时候，因为心情过于放松，在考场中差点睡过去，以至于把监考的老师吓了一跳。

    等待是难耐的。从高考结束到阅卷完毕成绩公布，一个月的时间仿佛长于一年。这一段时间中，我迅速融入到生产队的劳动中，一来为家里增加一点工分，二来通过劳动消磨等待带来的难耐。一天下午，我正在地里拿着大镢在玉米地里清垄，村里的干部找到我说，学校来电话了，成绩公布了，说你考上了，让你赶紧到学校去。听到村干部的话，真的有些半信半疑。回到家，脱下早已透了底的布鞋，洗了一把脸，与邻村的同学联系上，一块往学校赶。教我们历史的温老师说，我的分数过了300分，参照上年的分数线，考上应该不成问题。

    后来的事就是报志愿上学了。高考改变命运，我感谢高考，祝福今天参加高考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