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行车的故事

    进入高中开学一个多月后，妈妈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

    是天津产“飞鸽”牌加重自行车，175元，另外要7张半工业品券。

    从1949年开始，直到1990年代中期，自行车一直是我们中国大陆各个城市马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每到上下班的时间，城市街道上就是自行车的海洋，蔚为壮观。

    文革期间，公共交通非常差，更没有家庭轿车了，所以自行车就特别有用，家里有辆自行车，上下班非常方便，还可以在后坐上装载一些重物。那时候各个单位为了鼓励职工骑自行车上下班，凡骑车通勤的职工，每月还发2元的补助费呢。

    当时拥有一辆自行车可不是很容易的事，那可绝对是中国家庭的一个“大件”，其分量决不亚于现在家庭的一辆轿车。

    首先是价格，一辆新自行车都要150——180元，那时候刚进工厂的学徒工，每月工资只有18元，10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才够买辆自行车，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一年车子二年表，三年才把对象找。”手表也要100多元一块，只有买了自行车和手表，才有资格找对象啊。当时结婚都讲要有“三大件”就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那时的科级干部月工资才80多元，我的父母在中层干部里算高工资了，可是他们当月的工资也不够买辆自行车的。

    光有钱还不行，还需要工业品券，买一辆自行车要7——8张工业品券，这种工业品券是每年每人才发一张，买手表、缝纫机都需要。所以，如果买这些“大件”，除了准备钱之外，还要凑足工业券才行。

    有了钱和工业券还不行，还要在商店认识熟人。当时中国牌子最响的自行车是上海生产的“永久”牌，第二位的是天津生产的“飞鸽”牌，第三位是上海生产的“凤凰”牌，第四位是山东生产的“大金鹿”牌。哈尔滨地产的是“孔雀”牌。那些名牌的自行车平时在商店里根本见不到，只有在商店里有熟人，再加上足够的钱和工业券，才能买到满意的自行车。

    现在，妈妈就给我买了这样一辆自行车。

    我是从妈妈的单位——太平区人民医院，一路推回到道里区家中，足有20里地。累得我满头大汗，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

    从小我们院的孩子们和我的同学们，很多人家里都没有自行车，可是他们都会骑，他们都是抓着谁家的自行车就去骑，有些孩子个子很小，骑上车腿都够不着脚蹬，就把腿伸到大梁下面够到对面来骑，俗称“掏档”。可是我从来不摸别人的自行车，甚至连坐自行车都不会，人家孩子可以追着飞跑的自行车一跳就坐上去，可是我非要先坐上去，然后人家再蹬起来才行，真是笨得可以，所以，都14岁了，妈妈给买了新自行车，竟然不会骑，还要推20里路弄回家！说实在的，推都不会，脚蹬子老磕碰着小腿和脚踝，一路上还经过几个大坡，很费了一番力气。等到家时，总算可以推得很好啦。

    新自行车非常漂亮，车身是黑色的亮漆，车把、车铃是电镀的，像镜子一样反着闪闪的光。车轮滚动，链条和飞轮发出悦耳的“达达”声。我用干净的布每天都要擦上几遍，让它一尘不染。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我推着自行车和爸爸妈妈到松花江边公园，爸爸和妈妈都试着骑了几圈，他们年青时都骑过，可是因为多年没有骑了，都不怎么熟练了。我用三天时间学会了骑自行车。

    自行车虽然是有锁的，但是也不敢放在楼下，每天都要把它扛上三楼放进家里。

    这辆自行车在我们家衷心耿耿地服务了10多年，我骑了两年后下乡走了弟弟又骑，最后是弟弟把它给丢失了。

    那时城市里对自行车的管理非常严格，每辆车都要上编号的车牌，每年还要年检、交税几元钱，在车的大梁上还要打号，交警发现无牌或无当年税牌的自行车就要查扣处罚。

    我用这辆自行车学会了骑车，一直到1994年自行车还是我主要的交通工具。时至今日，已经拥有轿车10年之后，我在北京的住所还放着一辆买了10多年的“凤凰”牌自行车，偶尔还骑一圈。骑上它，好象又回到40年前，回到14岁的青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