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010年年度经济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97983亿元，同比增长10.3%，创下3年来最高年度增幅。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1.9%，二季度同比增长10.3%，三季度同比增长9.6%，四季度同比增长9.8%。全年经历了一个微“U”型轨迹，经济增长回调止于三季度，并在四季度出现反弹，趋于稳定增长，平息了市场对于经济增长回落的担心，显现了经济企稳回升的趋势。

    尽管经济总体运行稳定良好，但仍掩盖不了物价上涨所带来的通胀之忧。2010年CPI同比增长3.3%，超出了年初预计的3%的控制目标。月度CPI不断飙升，屡次刷新纪录，11月的CPI更是出现了28个月以来的最高值5.1%，尽管12月的CPI有所回落，但是受经济上行风险的影响，通胀压力依然有增无减。

    首先，大规模信贷投放造成货币环境的宽松是形成通胀压力的直接推手。在12月严控信贷投放的情况下，新增贷款依然超出预期达到4807亿元，导致全年新增信贷投放7.95万亿元，超出了年初7.5万元的预计。2010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货币超发形成的流动性过剩为价格上涨提供了温床，直接推动了物价上升。其次，国内粮食供给的相对短缺成为通胀压力的重要推手。去年频发的自然灾害使粮食产量颇受影响，供给的相对不足加上游资炒作加剧了供需不平衡，推动粮食以及食品价格上涨，粮食成本的上升波及到其他领域，最终成为形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力量。最后，输入性通胀压力是形成国内物价上涨的外部力量。尽管中国粮食生产保持七年连续增长，但是国际上俄罗斯等国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粮食短缺引起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增加了中国进口粮食的成本。此外，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走高，引起全球资源价格上涨，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传导至消费资料价格，引起输入性通胀压力，造成国内生产和消费资料价格上涨。

    综观201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我国基本上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势头。而对于未来2011年的整体经济走势，笔者认为，上半年可能会呈现“双高”的局面，即GDP和CPI同时较高的情况，而下半年的形势较为复杂多变，全年呈现先扬后抑的情形。“十二五”规划强调未来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心，提出要着力扩大内需，调整区域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对新兴战略产业的扶持力度等经济工作重要内容，这些规划对于扩大消费市场、产业投资，拓展企业利润空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预示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下半年的经济发展将充满变数。从投资角度来讲，如果下半年信贷过于收紧，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可能不能保持之前的较高增长；国际上各经济体经济恢复仍然难以乐观，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为外需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国际贸易能否发挥上年的高速增长优势仍是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因此我们综合判断，上半年GDP有可能在10%以上运行，但是到下半年降到9%或者8%这个区域的可能性会有所增加，造成2011年全年GDP同比增速可能会较上年稍有下降，但从绝对值来看基本上能够保持在高位运行。

    目前来看，通胀压力依旧是我国经济中面临的首要问题。特别是随着春节临近，节日需求会带动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加上南方低温雪灾、北方干旱等灾害性天气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可能会对农产品生产和运输带来困难，再加上上半年翘尾因素的影响大致在3%左右，物价上涨压力在一季度将进一步显现，CPI的峰值可能达到5.5%至6%。因此，控制通胀将是当前货币政策调控以及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要消除通胀之忧，不仅要重启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其回归常态化，更重要的是要打开政策调控的灵活性，审时度势，有针对性地解决通胀压力，并能有效地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

    一是灵活搭配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在前期的调控中，央行主要倚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央票等数量型政策工具，意在通过对冲操作加强对流动性的管理。但是数量型工具的对冲作用有限，因为它主要起到对冲货币投放、在一定范围内收缩流动性的作用，而当物价水平明显高于存款水平时，可能会扭曲资源配置，加剧通胀预期。而价格型工具的使用不仅更具宣示作用，还可以为数量型工具打开空间。因此，未来应适当加大利率和汇率等数量型工具的使用，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灵活搭配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有效遏制资产市场泡沫，缓解通胀压力。

    二是灵活调控信贷投放。信贷调控的关键不能只集中于信贷规模的限制与缩紧，而是灵活搭配不同指标和政策进行调控。央行今年采取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依据银行信贷投放进度以及存贷比、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等指标设定模型，替代传统的规模管理，银行一旦超过模型所设定的上限指标，其存款准备金率将被上调。应当说，该措施有利于动态调整银行信贷投放，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还需做好货币政策与监管工具之间的协调，防止二者“撞车”产生的负面叠加效应。

    三是灵活管理资本流出。深化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机制，便于境内机构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境外投资，推进人民币走出去进程，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压力，挤压资产市场泡沫，降低国内通胀压力。

    四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与银行间接融资相比，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没有货币派生和货币创造功能，不会导致M2增长，在满足资金要求的同时又不会引起通胀压力。而且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其更有积极性进入到风险比较高的行业中，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有利于拓宽国内投资渠道，将投资到房地产的资金进行分流，有利于房价合理回归。因此未来要大力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推动银行业进行业务创新与转型，灵活发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势，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