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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行色匆匆,一年中有大半年漂泊在外,在不倦的行走中了解世界,又不断改变和完善着自己的人生——这,大概就是尹畅当下的生存状态。
如今的尹畅,已不是五年前那个操着一口流利英语播报新闻,坐在演播室里“畅谈世界”,或在大型综艺晚会上惊艳登场的主持人,而成为天津电视台国际频道副总监、《泊客中国》的制片人、撰稿和主持人,一个知性、靓丽而执着的寻找者、聆听者和讲述者,一次次流连于戈壁荒滩、雪域高原和西南边陲风情小镇,与她的“泊客”们展开心灵的对话与沟通。
本月12日,“中国优秀纪录片盛典”在津举办,尹畅和她的“泊客中国”不仅摘得最佳纪录片大奖,而且被做为“蓝本”进行了艺术研讨。尹畅以“角色带入”模式融入叙事结构和人物情感的独特主持风格,更令人们交口称赞。有专家甚至断言:尹畅是“中国电视纪录片近二十年来最具特色的主持人”。
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尹畅笑言:这样的“高帽子”让她有些诚惶诚恐,但有一点是她认同的:《泊客中国》是一个“更像从娘胎里生出,而非从标准化生产线上克隆的产品”。为此,她和她的制作团队倾注了非凡的热情和心血。
记者:从我个人的观赏兴趣来说,一直偏爱人文类节目,比如杨澜的“阳光卫视”以及美国探索·发现频道的纪录片。在这方面,我觉得《泊客中国》并不输于它们。原以为你只是《泊客中国》的主持人,近日从中国纪录片盛典上才得知,你也是这档节目的创办人、制片人和撰稿者。五年前,你是怎么想起办这样一档节目的?
尹畅:噢,是这样的,我之前在天津台做了十年英语新闻,2006年,卫视频道面临大调整,很多节目下马了,我也算“下岗再就业”了吧(笑)。这时万克台长找到我说,你做英语节目那么久了,能否尝试做些自己的东西,先交份作业吧!当时我只是个主持人而已,只会拿着话筒对着镜头说话,对电视完全不懂;加上我个人的生活变动也挺大的,去哪儿,做什么,正面临着重大抉择(笑)。
我看过美国人龙安志(Laurence
J.Brahm.)的一个片子,对我触动特别大。它电影不像电影,纪录片不像纪录片,更不像我们有主持人解说的专题片,但在视觉上特别有魅力,一下就吸引我看下去了。看完,我马上上网查询他的资料,下载了一堆相关信息。之前我做《畅谈世界》时经常采访外国人,积累了不少资源,于是用了近两年时间寻找他。这个过程就像盖房子和生孩子,虽然我没盖过房子,也没生过孩子(笑)。不知哪一天、哪块砖起了作用,这房子就盖起来了。这件事告诉我:原来节目可以这么做,可以什么都不是,也不需要一个主持人,它颠覆了我十年来积累的所有关于电视的经验!
记者:龙安志是你两年后才找到的,那么,你的第一期“泊客”,也就是你的“作业”是怎么交上去的呢?
尹畅:龙安志的片子使我茅塞顿开,我也想尝试这种“四不像”的纪录片风格(笑)。所以,我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带上两三个主创、扛着机器就直奔世界屋脊西藏,寻访发明了藏盲文的德国女子萨布瑞亚·田贝肯(Sabriye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泊客中国》中,既是主持人,更像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这大概就是专家们所说的“角色化”的主持人叙事方式吧?
尹畅:我终于拍到了一直吸引我的龙安志,他身上有很多头衔:政治经济学家、律师、企业家、艺术家、建筑师……最后他说,我是一个寻找者。我说,我也是个寻找者,我一方面寻找你,一方面寻找你要寻找的东西。所以我在字幕中不再打“主持人”,而改成了“寻访者”。我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思考自己。自己是什么?越来越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主持人,又不像记者,带着犀利的问题去寻求某种答案。我就是一个与“泊客”在一段时间里的共同经历者和寻找者。而且我在片中的“戏份”有很强烈的角色感,这是对我的挑战,也是我最大的收获,即,让我适应了与都市女孩迥然不同的艰苦环境的磨练。
记者:在网上浏览你的博客和视频,我发现在敦煌的洞窟内,荒野的帐篷外,“泊客”杂乱无章的工作室里,以及驼峰上、马背上、三轮车里和自行车上,都是你与“泊客”们交流和采访的空间,极其随性自然和富有现场感,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流动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
尹畅:一个人做成一件事,行走很重要。今天上午我还读到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当你把这个世界都了解清楚了还爱它,就证明你真的爱它”。在《泊客中国》创办至今的五年时间里,我们的足迹几乎遍及祖国大地,其中包括那些地图上找不到的、一辈子可能只去一次的穷乡僻壤。所以,我总会百分之百地投入其中。首先是地理上的跳跃,其次才是与人打交道。可能我们今天还在中国最低的地方吐鲁番,明天就到了西藏。人家说,你真逗,刚才还在海平面以下一百米、零上48(摄氏度)高温炙烤下、鸡蛋都能烤熟的地方,转眼又到了海拔5000米、零下40(摄氏度)的雪域高原,怎么受得了呢(笑)?我说还好,反正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而且在路上的感觉特别好。我们外出拍片一般不坐飞机,而是选择火车或巴士,这样就有较长时间与“泊客”同吃同住,熟到不分彼此的地步,可以挖掘出许多故事的切入点,有些是他自己都未想过的东西。
尹畅:呵呵,当然要有一个相互了解和认同的过程嘛,不是那么容易滴(笑)。比如重走长征路的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Ed
jocelyn),第一次见我是在电视台演播室里,我穿着晚礼服、高跟鞋,脸上化着浓妆,当我提出想与他一起重走长征路时,他以英国绅士的高傲态度瞥了我一眼:这姑娘还跟我走,走得了吗(笑)?意思是想试试我。而在此之前,他是不会向你敞开心扉的,永远拿你当个媒体记者,或找他作个秀的人,他也会以作秀的心态应酬你;只有当他在生活中认同了你,觉得你能懂他时,才会对你吐露真言。拍李爱德的片子时,我跟他一起徒步行走,从云南的香格里拉,经过丽江,翻过红军长征时翻越的第一座雪山亚哈雪山,走了整整一个星期,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到达目的地,晚上坐在一起喝酒时,我和李爱德已经成了“哥们儿”(笑)。
还有世界三大野生动物学家之一的乔治·夏勒博士(B.Schaller),已78岁高龄,每年仍用八个月时间在野外考察。是他倡导和建立了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区,今年又来青海研究棕熊。怎么让他愿意跟一个小女子讲述他一生的经验和精华呢?我与他一起上山寻找雪豹的粪便,我还算聪明(笑),不到一小时就学会了分辨哪是雪豹的、哪是狐狸和狼的粪便,就指给他看。他挺诧异的,觉得我真的喜欢和认同他做的事情,才会这么认真;而我呢,也因为确实崇拜他,才会像个小学生似的跟在他屁股后边(笑)……所以说,每位“泊客”的选择,都是我热爱的,愿意与之交朋友的——不是一般朋友,是好朋友、老朋友。跟他走,他过什么日子,我过什么日子,摸爬滚打在一起,他还有什么话不能对你讲呢(笑)!
尹畅:没错。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异域的语境里,家中很多人是搞外语的,我在南大上学时也是学外语的,接触外国人比较多,虽然我本身很中国,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很多。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到一个地方就像一匹野马,跑到哪儿是哪,跑得漂亮点就对了(笑)。我也比较简单,所以特别容易让老外接受。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最让我感动的是欧盟环境教育项目主管、英国著名鸟类学家马敬能(John
MacKinnon),他家庭背景十分显赫,在法国拥有两座古堡,两个儿子在英国过着安逸的田园生活,他却一辈子像个野人一样,致力于鸟类研究。他在北京租了一间非常普通的民居,我去他家时看到老头孤零零的特可怜,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随他到神农架野生动物保护区考察时,一次到餐馆吃饭,旁边一桌人专程来品尝野味,吃的都是熊肉、娃娃鱼等保护名单上的野生动物。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来研究中国鸟类的多样性,却目睹了这样一幕,唯有悲愤叹息而已。我常想,这些可爱可敬的“泊客”们舍弃了世俗的享受,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活着,只有他们才能给我们这样的参照,产生震憾人心的精神力量。的确,电视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人说我拍谁像谁,我都快找不到自己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