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总有些陌生人让我们感动，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纪念我第一次漂南方的岁月.题记

那是1998年初，我受了远方有风景的诱惑，义无反顾地辞去了教书的工作，独自一人带着足以证明我从前求学时是如何“风光”和“荣耀”的各种荣誉证书，风风火火地跑到深圳，书写一个人漂南方的激情。

深圳的阳光，让我暂时忘却了一路的困乏和家乡还飘着鹅毛般大雪的温暖记忆。我匆匆地把自己安顿下来，就跑出房间，新鲜地张望着深圳繁华的街道。在一个小街的转角处，一把印有“深圳商报”的红伞蓬特别耀眼，格外引人注目。我一眼就看出那是一个街边小报摊。自毕业参加工作起，我就有种习惯，每到一个陌生城市，我都会买一份当地的报纸。对一个城市的了解，报纸有时比人的介绍更全面。

卖报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姑娘，穿着“深圳商报”标志的红马甲，约摸二十七八岁光景。我要了一份《深圳商报》和一份《深圳特区报》，她感激地冲我笑了笑。

接下来的日子，我就每天买两份报纸，寻找各种各样的招聘信息，与那些漂南方的求职大军一样，为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奔走在深圳的每一个角落。我像猎人一样四处寻求工作机会，时而惊喜时而怅然。几周下来，我除了颓唐以外，几乎一无所获。身上的钱包一天天地空虚下来，让我开始产生了一丝生存的危机感。同时，刚到深圳的自信和激情也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

或许是对深圳缺乏了解，亦或许没什么丰富的工作经历，我求职老是不顺，让我25岁的激情岁月，第一次产生了悲观的挫败感。我不甘心，但生存的紧迫感又不得不让我开始降低“身价”了。我像一只无头苍蝇，风里来雨里去，茫然地奔波在深圳的大街小巷，一个月下来，我依然没有抓到一根“活命”的稻草。我有些恐慌了，包里的钞票已向我示威：再找不到工作，我将留宿街头了。

我一阵心寒。现实的无奈，竞争的激烈，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生存的不易，求职的艰辛。我不得不压缩开支，能走路的就尽量不赶车，不饿的时候就尽量不吃，但工作还不得不苦撑着去找。我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但我清楚地知道最后的100元钞票已经向我发出了可怕的微笑。尽管如此，每天的报纸还得照样买，我得寻找最新的招聘信息。

一天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我躲在那个熟悉的红伞蓬下，歉意地冲着我早已叫她“阿姐”的卖报姑娘笑了笑，笑得那样勉强，像哭似的。因为我已经再也笑不出来了，一个月前闯深圳的豪情壮志早已被无情的现实击得支离破碎。

雨，终于停了。我躲在红伞蓬下四处望了望，一片迷茫，不知该走向何方。

“你是刚来深圳的吧？”卖报的阿姐递给我一份报纸。

我点点头。

“你天天来买报，我早已看出来了。”卖报的阿姐笑着说，“不要灰心，许多刚来深圳的人，都经历过你一样的艰辛，有的比你更惨。不过，把最困难的日子挺过去，一切就好了！”

在这个孤寂无助的深圳，突然听到这样一种亲切的声音，让我感动得想哭。

“还有，找工作的时候，要多个心眼，这里骗子很多，以招工为名骗钱。不要急病乱投医，以免上当。”她朴实的脸上依然充满善意的微笑，“以后你只管到这里来看报纸，看过后还给我就可以了，不用花钱买，其实我知道，你只是想看看报纸的招聘信息。”

我感激地点点头。到了生存“最危险的时候”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从此，我每天一大早就跑到她的红伞蓬下免费翻看当天报纸的招聘专栏。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我快要倒下去的时候，却奇迹般地在一家大公司门口站了起来，成为数百名求职者中的一名幸运儿。

在以后的深圳岁月，每每在街头看见那印有“深圳商报”的红伞蓬，我就总想起那位还不知道姓名的卖报阿姐。

一年后，我跳槽去广州一家报社做记者。在一个下雨的周末，我因采访去深圳，顺道旧地重游，那耀眼的红伞蓬还在，可卖报的阿姐早已不知到哪里去了。物是人非，赌物思人，一种怅然之情顿时涌上心头。

或许，卖报的阿姐早已忘记了曾经有个在深圳倍感绝望的求职者，在她红伞蓬下看到了生活温暖的希望，但我却无法忘怀她给我的一份善意帮助。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卖报阿姐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甚至连她的姓名也无从知道。送人玫瑰之手，历久弥香。生命中总有些陌生人让我们感动，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有时，怀念就是最好的祝福。

2008年1月9日深夜屈默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