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德国哲学家)

    昨天，很偶然地看到新浪举办的“专题博秀：我的慈善故事”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的参秀推荐文章也是我的博客文章专辑----倾听行动。事实上，我的博客开通的最初意念也是来源于这个倾听行动个人项目。走到现在，我和我的合作者都经历了很多的风浪，所幸的是，我们的心意没有变，事情仍在过程中。。。

    今天，一样是很偶然地看到了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节目，余秋雨先生正在总结这一周来的讨论，也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缺憾----社会公德难于建立的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六个重点（摘）：

     一、中国的社会公德成为一个问题，很大的责任是在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没有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

二，康德的话，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公共事务”，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最陌生，也最鄙视，认为是急功近利的“窗外事”和“流俗”；第二个关键词是“理性”，中国知识分子越到后来越表现出非理性的固执和矫情；第三个关键词是“勇气”，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陈旧的规范和众人的习惯，缺少突破和勇气。

三，康德所说的“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其实是以公共利益设定公众行为，并由此形成社会公德的标准，能够这样做的知识分子，也就提高了自己的社会精神地位，受到社会的广泛尊敬。中国知识分子缺少这种责任，因此也失去了被社会广泛尊敬的基础。欧洲的启蒙主义者其实也遭受过不少的政治迫害，但由于实实在在地承担过水会精神责任，因此他们的每句话都被民众听到了，记住了。

四，中国古代缺少社会公德建设，是因为把朝廷是非当作了社会公德；中国现代缺少社会公德建设，是因为把社会新闻当作了社会公德。

五，新闻媒体占据了现代人的主要精神空间，但它们的职业本性与社会公德的建设相去甚远。新闻媒体关注的是极端的好人与坏人，极端性的重大和罕见，而社会公德关注的是广大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两者距离很大。新闻媒体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把公共话语看作公共道德，就大错特错了。

六，中国大陆现在城市民众对新闻媒体间国际时事的关注程度和熟悉程度，甚至超过欧美各国的城市民众，即使在不开放的时代，也保持着这种关注和熟悉。但是，一肚子的消息未必能转化成一个善念，一个善念也未必能转化成一个善行。

余秋雨先生最后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讲完，下星期继续。

我觉得余秋雨先生说得很有道理，不仅仅是他，我估计也会有很多的朋友深有同感，而另有一部分的朋友会以沉默来表示自己的观点。只是我，尽管还举不出什么有效的案例，但还是想表示自己对这个人世间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为什么不从我们自己做起呢？从现在做起！尝试着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