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为阴历的五月初五，是中国重要的节庆之一。在广为流传的说法中，屈原和端午节有直接的关系：战国时期，楚国左徒屈原因得楚怀王的信任，而深受同事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损招迭出，致使屈原被楚怀王疏远，并被罢官流放。屈原痛心楚怀王被谗言媚语蒙蔽了眼睛，致使正直的君子被朝廷所不容，郁闷之下，写出了长诗《离骚》。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屈原肝肠寸断，于是在五月五日这一天，写下《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自尽。屈原投江自尽的消息传来，汨罗江畔的居民无不为之失声痛哭。他们在第一时间驾着各自的小船赶到江里，盼望能找到屈原的遗体。为了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屈原的遗体不被水中的鱼蛟吞食，他们想到了补救方案——往江中大量投放食物，以求吃饱了的鱼蛟等江中动物放过屈原的遗体。从此，端午节成型，直到今天。

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在文献上，“端午”一词出现得较晚，以目前的资料所见，“端午”最早现身于《唐书》中，而《唐书》为宋人所撰，因此，也可以说，“端午”一词，大约出现在宋朝。从屈原投江自杀到宋朝，漫长的时间段内，根本没有“端午”一词，屈原也无法和“端午”建立起有效的联系。

虽然在宋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关于“端午”的记载，但对于“五月五日”的记载却不绝如缕，例如汉代的《大戴礼》、《夏小正》等文献中都提到过这个日子。那么，在早期的文献中，这个“五月五日”是否和屈原有关呢？

答案是令人失望的，在早期的记载中，这个日子依然和屈原没有任何关系。

《大戴礼》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

《夏小正》说：“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

……

由此可见，在早期的记载中，“五月五日”根本不是一个纪念日，不仅和纪念无关，而且“五月五日”本身也不是一个吉祥的日子。所以，才会有五月五日当天人们以芬芳的香料来沐浴的举动，其目的就是为了祛除毒气。

即使在《史记》中，司马迁根本没有提及屈原自杀的具体日期，只是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司马迁不仅没告诉我们屈原自杀的具体日子，甚至屈原自杀的大致季节也没告诉我们。

因此，说“端午”是为了纪念屈原而设显然是附会之说。是先有“五月五日”这样一个祛灾的日子，后来这个日子又被称作“端午”，再后来，因为今天已无法考证的原因，这个日子选择了屈原作为了自己的形象代言人，因而有了我们今日的“端午节”。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恰恰是因为“端午”傍了屈原“名人”，才得以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从原来的祛害除灾的日子一跃而为怀念先贤的神圣节日，并被逐渐发扬光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疑是公正的，在屈原自杀一千多年后，一个日子却因他熠熠生辉。

PS:

韩国也有端午，2005年11月，韩国的端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此事曾引发不小的争论。不过，韩国申遗成功的节日全称叫“江陵端午祭”。“江陵端午祭”是否来源于我国是一桩悬案，但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却和我国的端午节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江陵端午祭”比较盛大，正式的祭礼从农历的五月初三开始，一直持续到五月初七。大体议程如下：初三为迎神祭，先将男、女国师城隍神迎请到城隍堂，当天下午五点，祭礼正式开始。儒者念诵经文，道士吹奏法器，女巫载歌载舞，共同祭祀城隍神。仪式结束，就开始分食糕点、牛肉等祭品。

迎神祭之后就是朝奠祭，从五月初四直到初七，每天上午九时准时开始，江陵各级官员依次登场，之后就是其他民俗表演，往往持续到夜里。

到了初七晚上，则要举行送神祭，将男、女国师城隍神送回原供奉处，此时依然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和表演。

从“江陵端午祭”的祭祀对象、活动内容等来看，虽然他们的也叫“端午”，时间也和我们的端午时间重合，其源头不敢妄言，但和我们的端午有着明显不同却是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江陵端午祭”在1967年就被韩国政府认定为韩国重要文化财第13号，而那时，我国的“文革”则刚刚开始。韩国的“文化财”多种多样，目前他们拥有国家级的无形文化财就有100多项。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曾经喝过韩国一种标注着“有形文化财”的烧酒，寡淡恶薄，难以下咽，以我20余年的白酒品尝经验来判断，在我国，比这种“有形文化财”更好喝的白酒多如过江之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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