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偉於珠海會後，又去了上海等處遊歷，比我還貪玩。途中寫一短札寄我，語及崑陽，卻令我忽然大生懷念故人之意。翻出崑陽前幾月示我的弔張夢機師挽辭，一時師友講習之樂，愴然如在眼前。因附崑陽詩及家偉文以誌感。

　　另貼論汪茂榮先生一小文，則是近年在大陸師友講習之一例。

夢機久病忽爾大去予遠居花蓮聞之悲不能已感賦一律

     顏崑陽　

元白交親四十年，遙天星落亂雲煙。我心悲逐詩人去，君疾終隨薤露先。未絕唐音起大筆，猶霑俠氣對遺篇。從今縱有藥樓在，花色蟬聲空惘然。

徐家偉函

 諸位老師收信安好： 

    後學徐家偉，有幸參與本次研討會，感謝UIC的師長與同學辛苦布置會場、準備會前的一切事務。在此要特別感謝黎活仁老師，籌備如此盛大的會議，事必躬親，無微不至；雖籌備期間可能因書信往來造成一些誤會，所幸活動仍是圓滿結束。此行所得，乃是相當寶貴的經驗。

  　後學參加龔鵬程的文學與學術研討會，論文由學生書局出版成書。這些論文自然談的是龔先生的學問，發表人也多為其門生或有意論其學者。龔先生為臺灣中文學界一傳奇人物，「四十歲以前的著作數量，是許多老教授一生的總和」，先生學問廣博，以中國文化的大視野切入各領域的研究，故所論往往切中要害，直指核心。而依後學淺見，龔先生對臺灣學界的貢獻，若取其精要，可謂是對「問題意識」的重視。

    晚輩就讀於淡江大學中文所，受業於顏崑陽師。顏師諄諄教誨，學生銘記於心，謂學問不能只是「象牙塔的學術」，而是要浸潤於典籍哲思中，對先賢的學問有所領悟，提出自己的見解，與之對話、並且傳承。「龔顏」齊名(或是「顏龔」)，以互相對話論學傳為美談，且儼然有改革者之姿態，改造時已漸趨僵化的中文學界。晚輩斗膽自謂私淑龔先生，便想學先生與顏師之論學態度與治學精神，不僅適用學術，也合處世。 

    「活的學術」，自然不受形式桎梏。此非「不重視」形式，事實上，臺灣目前的論文寫作格式，正是龔先生之改革而創新之產物；形式之義可謂兩層，一是表面上格式的要求，二則是內容形式的論述方式。顏師平日即告誡諸生，寫論文千萬別「硬套理論」，何謂也？因為咱們中文系處理的問題常常是「中國文學、思想、歷史」，當中自

有其特殊性；而「理論」多來自西方，為一家針對某一特定問題所提出的解答與其論證之建構，有其相應的對象問題。因此雖然現在用西方理論處理中國學術已蔚為風潮，然而西方理論在運用時仍是充滿許多問題需要明辨，否則「會通」何以成為當代思潮之重要焦點？龔先生的文章所以精彩，並不是因為用了這家那家的理論，而在於能夠「發現問題，提出見解」，一篇有問題意識的文章，令人讀來備感津津有味。觀其如何發現問題、提出疑義、反覆論證辯駁、終能獨排眾議，而成己說，多麼痛快！ 

    晚輩觀龔顏二師論學，竊以為是建構自己的理論、以成一家言為旨。成一家言說來簡單，實際上，要突破前人，已屬不易；要自成一說，更是難上加難。有多少學者皓首窮經而終未能夠？因襲苟且者更不在話下。龔先生厲害之處便在敢破敢立，雖未能個別

深究，然長於創造新的思路以供來者探討；顏師則擅於將自己所得化為精密的學術言，成為「理論」。二先生皆是具創造性之學者，所謂學而能思之者，以生命情懷浸淫於無涯之學海，能學而不滯於學。做學問可謂是「玩學問」，而不是被學問玩。比起被學問玩還不自知的所謂學者，自是勝過百倍。晚輩這種自知還在被學問玩的小屁孩，自然是嚮往不已，欲以二師為目標，努力精進。 

    龔先生對中文學界的重要性與影響力，相信是有目共睹。觀此次論文集，除後學拙作有待精進外，多位老師、前輩之論學亦是精采，其思辨力、學術性皆遠非晚輩能及，水準相當高。而此次研討會，能得眾多學者與會並輯成如此文集，相信也是龔先生在中文學界長年耕耘之成果；相信在討論龔先生之學術之外，藉由論學而達至精神傳承的目的，亦相當成功。傾心向慕之餘，更期自我砥礪，是為記。 

                              後學  徐家偉 2010.12.29時遊上海復旦大學

汪茂榮《懋躬叢稿》書後

龔鵬程

　　汪茂榮先生是較特別的學者。一般所說的學者，大抵指在上庠任教或在研究機構供職，故得以專力於學術研究工作的人。若非如此，僅是自己讀書、做點研究、發表些文章，在今日，實即屬於「不當行」的一類。以唱戲來比擬，便是「票友」，不隸戲班、不屬於梨園這一行。現在也有一種稱呼，把這類人稱為「民間學者」，以與供職於正式學術單位者分開來看。票友當然也不乏唱得精妙的，但由從業者的角度看，就會覺得那畢竟是業餘、是草莽，對於演戲這個行當的行規矩範，終究有瞭解得不地道之處。而汪先生自學成材，迄今仍在中學執教，似乎便屬於此等民間學者。

　　可是實際上學術就是學術，跟站在什麽地位發言毫不相干，跟職業或機構更是無關。且不說古人，現代學術體制建立以後，如章太炎，在什麽大學或研究機構任過職呢？人家不仍是國學大師嗎？梁漱溟、熊十力、錢穆諸先生固然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但他們又有什麽學歷？錢先生原先亦不過是中學教員罷了。可是他們的著作，會因寫於中學教員時期就無價值，寫於北大燕大時期就價值陡增了嗎？當然不會！西哲韋伯有一名著，曰：《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學術本是志業之事，若以職業繩之，豈不謬哉！

　　顯然汪先生就是以學術為志業的一類人，黽免為學，且專力於詩。叢稿所輯，大抵即其作詩說詩之什。精敏可羡，創獲實多。

　　汪先生交遊圈很窄，可說是「鄉曲之士」。但安徽本身的文學傳統就十分豐富了，他又是注重鄉邦文獻的人，因此採挹古芬、整齊文獻便成了他重要的工作，集中如《論桐城詩派》《桐城派四祖印譜序》《時中桐城書協書法雙年展序》《堅白集前言》《睫闇詩抄前言》《合肥詩話前言》《劉夢芙近百年詩學研究三書表微》《裴景福行年簡譜》等都屬此類。梳理條貫，以見鄉邦文化之源流。表彰潛德，貢獻不小。其中許多是爲了把文獻整理出版而作，類乎編輯報告。可是資料翔實、考證精當、評騭又很綿密，是把它當學術論文來作的。

　　通過這類文獻整理、編輯出版工作，他所涉及，自然也就漸漸不只是鄉里賢達的著作。像他論新加坡潘受先生的《海外廬詩》、台灣周學藩先生的《周棄子先生集》、湖北徐英的《詩法論微》，乃至上論龔定庵之劍氣簫心，也都如他所嫻知的鄉里人物那樣，能有深刻的掌握。

　　這是指他的論述對象，以鄉邦為主，而並不限於鄉里。在論述方法上，他基本上是歸納整理。先做文字讎校，再就內容析為若干條類，分別論述之。優點是綱舉目張，且據文申義、原原本本。缺點是常或流於瑣細，分類之間也未必成體系。

　　例如論方東美爲什麽是詩人中的哲學家，一是說方先生詩張揚生命精神，二說方先生詩飽孕憂患意識。所云略如王國維「憂生」與「憂世」之分，但前者非憂生，乃樂生，對生命是贊揚的。此綱底下，汪先生分有二目：一曰感悟生命的本質、二曰感受生命的機趣，此目之下又分四點，一叫感受大化流行，一叫感受山水靈奇，一叫感受花鳥精神，一叫感受天人合一。實則依方先生之見，生命之美本身就在於它的生生不已、創化不息，故感悟生命本質與感受生命機趣二者不可分，是同一件事。山水靈奇、花鳥精神，又均屬於大化流行之一端，何必再予分立？感受大化流行與感受天人合一，同樣無再析分之必要。至於憂患意識，語源出於《易經》，謂作易者有憂患，故此憂亦與憂世不同，確實是有生命意義，以此論方先生之哲思是對的。可是汪先生在這部份具體談的卻只是憂世，所以下分「痛國命似累卵」「哀民生之多艱」「憂斯文之將墜」三目。這些都是現實社會環境問題，如方先生所憂者為此，與古代憂世念亂之作者又有何不同，何以見得就是詩人中的哲學家？如此憂世，又與張揚生命精神如何調合？二者在層次上能是平列的嗎？

　　凡此等等，細細究詰，自多有表面上看起來綱舉目張、條分縷析時所忽略的問題。這大概是因所寫只是一本書的前言，體例所限，無法深究。又或者是因分類時缺乏更多文學理論上的支援，故僅能就材料排比歸納之。

　　這是說汪先生治學之方法，誠篤樸茂，十分平實有效，但也有所不足，且較單調。然而，做學問，若非炫技，則平實如此，自已足夠。所從事者，雖似為他人補綴舊衣裳、稱說他人心事，而實是自得成己，藉此以養心，當尤重於知音成人之美。

　　汪先生能詩、能畫，以茲自得，以茲養心，更甚於論學。其遊屐又遍及京城、九華、桂林、湘贛、秦淮、西湖及安徽諸地，從容俯仰歌嘯於其間，令人稱羡，蓋今之恬退士也。詩文適符所懷，觀者當得其幽人靜趣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