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兵:关于北漂小说价值取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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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迎兵北漂小说李心丽思考价值取向 |
分类: 原创评论 |

摘要:我更喜欢张爱玲那种“低到尘埃里”的爱的奋不顾身的写作姿态。作家只有真正爱着他自身笔下的人物,与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或许才会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悲悯情怀。真正的大作家并不在文本实验中回避自己,他不仅仅血淋淋地解剖别人,更加严酷地解剖自己,并把自己放到与人物一致的位置上去思考问题。…… 更加物化的价值认同,呈现了当代某些作家的作品偏离文学主航道的物化现实,但作者不能被完全物化,这是小说作为人类精神存在的最后底线。
《吕梁日报》周日文艺副刊第三版,责任编辑:李够梅
在飘荡与回归之间
李心丽的四个北漂题材小说,分别发自《广州文艺》和《山西文学》。这四个小说《过客》《腊月》《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两次错过》可以说是一个系列小说。这些小说里无一例外的写到了北漂,主人公是一个追求梦想而注定漂泊在外的人,看似坚守生活的理想确有一种苍凉的人生底色。
寻找某种飘荡者不确定的影子,是李心丽从《过客》开始抒写的一个以真实原型为基础的较为独特的人物形象。《过客》里的刘晓的精神撕裂感,是游荡在出生地和远方的纠结和无奈。而且,李心丽竭力抒写刘晓身上的某种人性之上的神性光亮。比如刘晓的家世,刘晓身上的悲怆感,体现在他回归而又远行的孤独背影上了。比如刘晓与父亲的对话,以及他们的矛盾和性格冲突,还有很多的找不着归宿感的生活细节,展现了李心丽的编织演绎能力。比如来回的火车上的描写,较好地把握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富有某种不确定的身份认同感。在不断行走和逃避之中寻找那个精神的归宿地。这种为了内心的理想所做出的选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的《腊月》里主人公依然有一种这样的情结。李心丽试图让人物落地,可是总是落不下来。主人公不是不想落,而是身边的女人总是在最后选择一次次别离。《腊月》的氛围感里有诸多来自李心丽自己世界的直观经验,所以与她笔下的主人公常常发生某种脱节的错位。比如李心丽认为的让主人公“落地”,或许就体现着她自身的视野和价值取向,甚至于偏离了主人公所处的某种特定的环境。尽管,李心丽的细致和敏锐在小说的铺展中有所展现,但还是感觉到某种不在场的生硬感,使得她笔下的主人公落入了某种被物化的现实所重重包围而不得不时时处处降低身段的俗套之中。
首先,《腊月》里,刘初所看到的擦玻璃和小饭馆吃饭的画面,似乎与人物原型的生活完全发生了错位。李心丽把她自己身边的一些生活画面放入到刘初的世界里,这就显得有些过于突兀。尤其,后来给大龄女青年不断打电话,以及随后的一些抒写,都是作者的刻意的想象了。毫无疑问,这种想象只能是作者抒写的某种特定的真实,但不能代表整个刘晓或者刘初们的真实生存状态。他们的挣扎仅仅停留在生存和吃饭的意义上,就消解了他们身上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某种神性光亮。与女博士的对话,以及与擦玻璃人的对话,都体现了李心丽善于营造某种小说的氛围,但命运感还是不强烈,情节上流于单一化了。
我在《我们的心多么顽固》里的刘初身上,又看到主人公身上滑稽的另一面,比如他一开始的吊书袋,以及当评委的一番高论,都显得有点“多余人”的感觉,而且显得没有眼色了。这样的刘初形象也是李心丽的另一番良苦用心的解读,不能不说她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写作者。她在笔下夸大了刘初在某种场合中的表现,使得他更加不伦不类,也更加不自然了。当然,李心丽有自己的叙述路径,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她在诸多浓墨重彩的地方,或者回避的地方,都能发现她有自己的主见,有她自己按部就班的抒写,让主人公的生活寸步不离那些俗世的烦恼。
比如:
主持人咳嗽了一下,这声音让刘初停顿了一下,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机子到后面的座位去了,刘初觉得会场里的气氛变得有些诡异了,许多人的眼睛不盯着他了,盯向了主席台上其他的方向。
李心丽把主人公刘初与周边环境的格格不入,通过这样的细节展现了出来。这个刘初要比《腊月》里的刘初更加顽强,但也更加让人觉得疯狂。而且,李心丽用犀利和漫画化的笔法把主人公的命运推向了某种撕裂的极致。
李心丽的《两次错过》,刘晓的抒写在“落地”的过程中,有了一些硬伤。比如对刘晓与苏夏关系的设置上,都不大像真实的原型。小说里苏夏应该怀的是刘晓的孩子才对,这就像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却是行走在投奔骆宾基的路上。或许,苏夏不应该是一个世俗之人,而以刘晓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性格,断然也不可能与刘月秀这样的女人见面,整个描写有点生硬了。对原型的把握上,可能还是比较表面了。这几篇涉及漂泊感的小说,对李心丽来说,《过客》最好,其余都显得力不从心,或许涉及到作家不熟悉的生活。对北漂一代的把握,首先要抓住他们的精神本质。刘晓或刘初们所逃离的正是原来世俗的那个刘月秀圈子,并且已经是格格不入。刘晓不可能像《两次错过》那样再让刘月秀们进入他私人生活场域,否则,他就失去了那种刻意营造的那种尊严感,也让他的精神理想生活变得不自在。这就像卡夫卡,不是他不融入生活,而是他想为了保持自己,绝对不想融入某一类生活。而且,对于李心丽笔下的主人公来说,是根本拒绝。我要说,某一类生活,并非全部的生活本身。刘晓只能拒绝,因为这涉及到他性格中漂泊的某种精神本质属性问题了。刘晓或许要与刘月秀到死也不可能在一起的。刘晓早已回不到生活的原点了。正在进行时的精神断裂和理想主义狂奔,这才是刘晓或刘初们的精神本质属性。
热气腾腾的生活,我觉得并非是作家刻意所暗示的某一种生活。热气腾腾里,本身包含了包容性和多元化。刘晓与刘月秀的渐行渐远,源于他一开始的赤骨厌恶。否则,早些年的刘晓就与刘月秀结婚生子了。否则,刘晓也不需要精神的漂泊了。至少,我觉得《两次错过》里刘晓的形象抒写值得商榷和深入探讨。刘晓与苏夏,然后与刘月秀,都觉得如此把握,不太符合刘晓的精神性格。如果,刘晓没有强烈的梦想,没有精神追求,只是一个缺少文化的打工者,或许如此描写可能恰到好处。刘晓不能依照《两次错过》里的方式“落地”,那样,对于卡夫卡式的刘晓来说,生不如死,已经斯文扫地啦。对于刘晓这类文人来说,尊严可能很重要,这也是他不停地飘荡的一个原因。无论是曹雪芹、卡夫卡,还是张爱玲、萧红,可能都是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宿命,穿不透这一点,刘晓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以为,要把刘晓这一人物写好,必须穿透刘晓精神层面里的、《圣经》所写的“宽门(世俗之门)”和“窄门(精神之门)”,以及由此更高哲学层面的深度理解和突破性把握。对于刘晓来说,二者不可兼得,某种程度上,还事关刘晓本人精神世界的生死存亡,类似于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或者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或许,这种过于表面的贴近那“热气腾腾的生活”,更加扭曲和弱化了人物的真实灵魂,而不是抵达了艺术的真实。
如果,完全游离于刘晓作为艺术家的全部精神生活,不是不可以写,而是怕收到整个南辕北辙的效果。刘晓与苏夏的第一次错过,可能并非是出于物质生活的匮乏,即便他们没有可能在一起,但情感的依恋和精神的默契可能依然还存在。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性和更加广义的延展性。这也许是世俗圈子无法容忍,更加无法理喻的。比如李迎兵中篇小说《苏夏》里的苏夏就一直尊称刘晓为哥哥,甚至单独在一起时叫亲哥哥。可能李迎兵笔下的苏夏与漂泊者刘晓有一种精神的默契和命运共同体的心灵暗合。这一点,来自苏夏中西教育的背景,来自国外留学氛围的外来文化的浸染,甚至来自他们自身共同的爱好和阅读,乃至某种心灵的感应。他们当年的分手是因为她亿万富翁父母的阻挠,尤其那个女巫般母亲歇斯底里的反对(苏夏有着黑暗的童年,她由此更加珍惜眼前的精神生活,视其为生命,并差点因为母亲的反对而殉情自杀,刘晓的劝阻才让她没有跳下南京长江大桥)。而李心丽在《两次错过》里对刘晓和苏夏这两个人物形象都做了世俗化的处理。这样的处理,有李心丽自己的道理。作家必须写自己熟悉和认可的事物。所以说,值得商榷之处,就在于小说里对人物世俗化处理过程中,似乎无形之中把人物身上某种神性的光亮矮化了,至少显得模糊不清,完全颠覆了刘晓或刘初们背水一战的精神价值和内在追求的本质意义。或许,这也许是作家在一座云雾山下不停地绕圈子,却无法抵达更高的精神山巅。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喜欢张爱玲那种“低到尘埃里”的爱的奋不顾身的写作姿态。作家只有真正爱着他自身笔下的人物,与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或许才会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悲悯情怀。真正的大作家并不在文本实验中回避自己,他不仅仅血淋淋地解剖别人,更加严酷地解剖自己,并把自己放到与人物一致的位置上去思考问题。比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等等,都有着自己迥然不同的价值观。李迎兵当年小说《温柔地带》(《滇池》与《小说月报》“中国短篇小说精品展”)里踉踉跄跄的“我”,与后来长篇小说《雨中的奔跑》(大众文艺出版社)里“我”与宋歌的关系,依然与真实的原型有着落差。作家认为笔下的人物就是作家自己。只是很多俗不可耐的作家做不到这一点,并且在笔下竭力回避作家自己的面目出现在文本中,并且把自己的面目剔除的干干净净,也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只是无条件地去迎合世俗,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写作姿态。这就注定了这类写作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荷尔德林在穷困潦倒中依然写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样感人的诗句,足以体现漂泊感中的生活支撑主要来源于精神灵魂的本质属性。所以格调和格局就停留在过于世俗的某一处,缺少神性的打量。如果人性里没有神性的东西,世俗所有的一切,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了。人生最重要的是个体生命的身体和灵魂的健康和自由,乃至精神的创造,肉身只是永恒灵魂的暂住地。小说的本质和价值分野正在于你可能无法认识到,乃至抓住芝麻,可能丢掉了西瓜。经典小说的力量都在于此,绝无例外。更加物化的价值认同,呈现了当下某些作家的作品偏离文学主航道的物化现实,但作者不能被完全物化,这是小说作为人类精神存在的最后底线。包括夏洛蒂-勃朗特《简爱》,包括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都是这种经典路子。作家永不妥协是他就是这最后底线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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