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博主这篇万余字的文学评论发表于文学刊物《五台山》。

行走的曲线

——山西省第三届签约作家李心丽小说论

李迎兵/文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轴和评论谱系中，女性作家的写作持守，是有别于男性作家宏大的叙述和整体把握历史和现实的那种野心，而她们更多的是视角的微观性和内在化的细致表达，也就更加强化了小说文本的质地和味道。

李心丽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摇弋多姿，势头正健。读她的小说，如同乘坐着一辆颇具有人情味儿的绿皮火车，正从吕梁站出发，穿行在城乡之间各种各样的四季风景里。这样的绿皮火车虽然每站必停，但那种车窗外不断行走着的风景，都能让你在庸常的状态中，有了意外的新奇发现。迄今为止，李心丽已在《中国作家》《黄河》《山西文学》《火花》《都市》《晋》《芳草潮》《广州文艺》等省内外文学杂志发表小说50多万字，中篇小说《片上》等还获得《黄河》年度奖。

从年龄上看，李心丽属于70后的写作代际，有着属于她自己的成长轨迹；从女性写作特征上看，李心丽的目光所至大多与自身家庭生活、工作环境和人际交往圈子相关联，有一种恒定坚守的心态；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上看，李心丽既有社会转型期间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文明视角，又有来自属于吕梁黄天厚土的乡土文明的熏染，其间又夹杂着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的某种矛盾心理。所以，李心丽的小说正如从吕梁站开始驶出的一列绿皮火车，轰隆隆的声响里展现着她的希望。而作为山西省第三届签约作家的李心丽，总会在沿途的风景中和某个有心思的旅客一样，在车窗旁久久凝望，甚至于在每一站都能够下车驻足。正因此，李心丽那种不同人物和不同内容的小说文本，才有了一种独特的个性和极具清丽细致的韵味。

 

一

 

把李心丽作为作家中的个案来解读，也就必须放在她自身的成长背景即生活环境中去，以及她整个小说写作的轨迹及写作的情貌中去进行细加探究。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心丽还在吕梁农校求学的时候，就开始文学创作了。记忆最深的是她当年的诗歌《远方来信》，其中一句：“没有散步的街／就在心里走走。”诗句里蕴含着青春期难言的某种情绪，毕业离开学校所在的城市，重新回到农村之后对外部世界的渴望，浸染在字里行间。这首诗歌先发表在《吕梁报》（今天的《吕梁日报》）的副刊上了，后来又被《星星》诗刊选载。《远方来信》等诗歌，以及后来的吕梁学生记者团期间写的诗文，无不突显了李心丽青春期的蜕变，也从中能够发现她最早萌动的文学梦想。

当时作为吕梁农校学生的李心丽，刚刚18岁，就在众多社团的文学青年中崭露头角，后来又以她的真诚淳厚和出类拔萃，赢得了世人的心。这一时期，李心丽发表在社团报刊上的小说《给筱鹿》让人耳目一新。我们能感觉到《给筱鹿》的文字既清新又浪漫，其间还有一种既明快又伤感的味道，从而她的诗文开始见诸于当时的《石州文艺》《吕梁报》《吕梁文学》等报刊。读了李心丽的《给筱鹿》，让我们想起电影《阿甘正传》里的一句台词：“给一个人真正需要财富的就那么一点点，其余的都是用来炫耀的，正应了中国的古话：纵有广厦千间，夜眠三尺之地。”李心丽的原始文本中包含了这样的思想意蕴。既然，现实生活无法提供给一个写作者更多的物质条件，那还倒不如保持一种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的人生态度。

诗歌给予李心丽更多的营养，这使得她后来的小说创作充满了更多别人无法预料的气象。

李心丽乘坐的绿皮火车，随处可见的风景，也都是体现着一种个体生命与宏大世界之间的某种神秘联系。

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经历着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形式革命，几乎到了形式即内容的地步。纷繁的小说结构就是小说主题的一部分，相反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却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李心丽正式由诗歌领域进入小说的世界，正如同她自己笔下的那只无助可爱的筱鹿。李心丽雄心勃勃地写作长篇小说《师范女生》的时候，还是刚刚起步的新人，有很多文笔都很稚嫩，但难能可贵的是，因为它的写作，使她积累了为以后更上一层楼地驰骋疆场的重要经验。

很难说，李心丽开始写作小说时候的心态，总觉得她是不断地进行着试探，一步步寻找着伊甸园所在的方向。李心丽并没有时间去思考，而是凭着天赋的直觉和感应去文字中摸索和梳理。她笔下的人物，不断地变换，但大多数是女性，甚或可以说是另外意义上的她自己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李心丽的小说中读出了更多她自己的内心隐秘和对人生命运的喟叹。她的思维方式，她打量世界的某种包容和善意，她的小说主题大多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温暖。

这就是李心丽自己的写照。她最初的小说不愿意冷漠。因为，她在诗歌就是展现着明朗和清澈的世界，而在小说里她又嫁接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总是在希望的灯盏下，给那些人物留下了积极的出路。我们在李心丽的《师范女生》里读出这种倾向性。

 

二

 

张爱玲当年在大上海红得发紫的时候，说过一句：“出名要乘早。”因为，张爱玲深深知道，人生苦短，是根本耗不起的。可是，但就文学本身而言，实际上是让所有追求者感觉到十分残酷的。这是因为文学尤其需要追求者去为她耗，就像美女总喜欢有无数追求者一样，谁耗到最后谁能胜利，甚至于像卡夫卡或沃尔夫那样为了文学耗去一生。

李心丽所处的吕梁，与大多数那里的写作者一样，有着很多的无奈。这就是想要在文学上成就一番事业，就需要在这种文坛的边缘环境中忍受着超人的孤独和寂寞。热热闹闹的文坛，其实也是功利的，不可能一开始就青睐一个无名小辈。所以，李心丽在写作《师范女生》的那段时间里，只觉得内心很苦，不知道找谁去倾诉。

在李心丽之前的那些先锋作家的困惑，正如谢有顺所言：“他们是先锋派，过去是敌视当下的日常现实的，或者说，现实在他们作品里是一个虚拟的东西，语言才是他们全部的世界；到了90年代，他们都有重返现实的倾向，但他们即便回到现实生活，也跟一般的传统作家不一样，毕竟他们经过了严格的叙事训练，他们再来讲故事，再来描写一段现实生活，就会赋予它一段一个现代意识。”李心丽就会自问：“何为现代意识？”马烽与李锐笔下的吕梁山有何不同？她也研读赵树理的作品，也研读国外作家诸如塞林格、杜拉斯的作品。

个体生命的现实境遇，是如何与人类的终极价值相联系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一个作家是如何在写作过程中重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呢？在对李心丽小说的有限解读中，我们得到了一部分答案。荷尔德林曾说：“你如何开端，你就将如何保持。”这是对人生命运的某种诠释，但在这里也完全适用于对李心丽小说的解读。

尤其，李心丽的长篇小说《师范女生》就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群体的展示和描绘，来重建这样一种新的精神维度。

   我们看到在李心丽在文字中始终有一种美丽的回望，这一点是十分难得的。有人说，小说的任务在于重现真实的存在，或者说创造一种崭新的现实。在《师范女生》的众多人物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属于作者本人的一些记忆碎片。苏梦、心涛、小花、白童、石小燕、石小梅，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师范女生都可以在离石那个小城里的一所师范学校里找到她们各自的影子。当然，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她那正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妹妹提供了不少原始素材。这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在她们身上洋溢着美好生命的无限活力和青春花季的向上朝气。李心丽力求在文字中体现一种情感的维度和理想的维度，始终保持一种理性的穿透力。

   这部校园小说可以说没有任何阅读障碍，这是因为李心丽在用全部的生命和情感来进行写作的。她的小说总是从感性出发，是接近于现实主义的路径了。我们阅读《师范女生》的时候，不得不对她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作一些简单的回顾。无论是发表在《黄河》上的几部中篇小说，如《并不遥远的往事》《岁月》等，还是早期的《给筱鹿》和新近的《你该怎样做女人》之类，都可以说是非常小说化的，富有艺术灵性的，文字里有一种女性写作特有的成熟气味。而《师范女生》在内容上突出人物和故事，文字上显得更为朴实无华一些。尽管，个别地方看上去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李心丽在尽可能缩短与真实生活的距离，通过一个特定群体的生存状态来反映和突出一种生命与爱的力量，真善美的力量。

   小说第一个章节里写了苏梦和小花在琴房里练琴，显得十分从容和自然，而且十分生活化，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两人的对话里既有梦幻色彩，又有各自性格的体现。随着小说的不断展开，不同的人物形象开始跃然纸上。苏梦与苏恬的姐妹情谊，以及后来她对江宁老师隐隐约约的暗恋，毕业前的实习和大家在最后时刻的分手，等等，大体上形成了她和其他姐妹各自不同的命运轨迹。石小梅的死，以及相关日记的展现，又是一个有力的补充和说明。李心丽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她在回避浅表和机械的东西，力求用分解现实的办法，来表现生活的丰富多彩。人是要对自己的生存负有责任的。幸福和快乐在于一种追求，但人又不完全受自己的身体和欲望所控制。正因此，李心丽笔下的师范女生们一个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从李心丽的成长轨迹，能看出她不仅仅在积累着感受和体验，而且有了更多的艺术建构和思想建构。“没有散步的街／就在心里走一走。”早期的诗歌《远方来信》，就体现了一种现实无法摧毁的内心美丽。生命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夜里穿行，她的脸上仍然浮现着阳光灿烂般的动人笑容。由于李心丽所处的地域环境相对封闭，使她的写作避免了一些都市美女作家在眼花缭乱中找不着北的尴尬处境。可以说，《师范女生》体现了这种前后呼应的一贯性。李心丽在书中后记里写道：“纠结在她们青春岁月中的不光是烂漫的笑容，悠扬的歌声，还有那永远伴随的挑战命运的心情。”

   《师范女生》是李心丽从事诗歌写作以来正式意义上开始涉猎小说领域。我们对《师范女生》的小说文本不能有不切实际的要求，也不能太苛刻，但她至此迈出的这一步，为她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

   现实和未来的关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如同马拉松比赛中紧张交替的接力棒，或者也可以看成此岸和彼岸，舍掉一个即失去了另一个。我们从农民和土地相依为命的关系中，就能够感受到这一点，或者更多。李心丽的勇敢正在于决不逃避和远离生活，而是始终处于临界状态，在生命的不断提升和美丽的回望中写作，力求开启一片全新的天空。因为，她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这是十分难得的。

 

三

 

   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背景，以及国外女性主义思潮的一些影响，使得长期受制于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女性意识，猛然在新的世纪醒悟并迅速滋长。作为成长在这样相对开放的文化语境下的青年作家李心丽，其小说创作在新世纪之后，越来越显示出对生存与命运的关注，尤其在叙述中力求把握内在的情感张力。也可以说，由于多种因素、多边力量的聚合融会，才成就了李心丽的中篇小说《片上》。

    李心丽对可岚这个人物的把握，放在了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突出女性在婚姻与情感中的挣扎和困惑，也有女性对于身体与灵魂的思考。可岚从技校毕业之后分配到了印刷厂，后来结婚生女，按部就班，在城郊过着庸常人的生活。随着女儿梁小鱼的长大，小升初上重点中学需要城内片上的住房，于是一家人就此忙碌起来。为了在城内片上租到到房子，可岚与丈夫梁超竟然深夜出去寻找招租信息时，被当做犯罪嫌疑人抓到派出所问话。这一情节，颇富有戏剧性，有惊无险，真实展现了小老百姓的生活艰难。李心丽的文字处理颇具有冷幽默的风格，可以说，耐人寻味。 

    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林白说：“只有90年代的多元化，才会有我的生长空间。”这就是多元包含的开放文化态式，破除了以往的思想桎梏与文化闭锁。一些文学禁区冰释，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世界文化哲学思潮才会行走古老的三晋大地；历史转型期的文化饥迫感在中国春回神转的异常强烈，并提供了各种急需开拓且能够开拓的空间。文学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领域和一支重要力量，女性作家则正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李心丽在中篇新作《片上》，绽放出她独有的熠熠光彩与绰约风韵。在女性作家中，像铁凝、蒋韵、王安忆、迟子建、陈染、残雪、林白、葛水平、颜歌等，她们在文本中挑战传统，反叛男权社会，强调女性的独立价值与独立人格，通过女性独特的心理、文化视角和女性独特的艺术感触，解构男权文化，构建女性自身的话语体系。李心丽的这种 “解构”与 “重建”，是从她的《片上》里可岚这一人物最为鲜明，通过租房中遇到腾伟之后出现的一系列情感变异，从而作为她的生命基点而走向纵深发展。  

    腾伟和梁超完全不同，向可岚打开了另一片生活视域。可岚的单纯平稳，以及单一化的平静生活，被后来一系列事件所打破了。为了女儿梁小鱼上重点中学，她迫不得已与腾伟假扮夫妻，用伪造房产证骗过调查组。不如此，梁小鱼无法进入重点中学；不如此，可岚的生活轨道也不会被改变。小说语言的简约和精致，体现在李心丽对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的具象把握上了。以假乱真的假结婚和假离婚，在李心丽的笔下写得非常精彩，既有了一种对当事人尴尬心理的揭示，又有一种对事件总体把握的宏阔力度，尤其还体现了一种现实的荒诞感。

    爱情与婚姻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座，也是亘古不变的文学主题。在蛮荒时期的远古，人类的自控力虽然相当低弱，但也有道德伦理的异己力量来约束原始冲动。上个世纪90年代崛起的女性文学，便以男女情爱作为起点与基点，来颠覆和反叛传统，解构男权的主导。从可岚身上，我们能看到，李心丽通过文本并由此生发到躯体、生命、孕育、心灵、私人生活等女性空间，全方位匡正社会对人性的戕害。

李心丽的《片上》，还有早先的《黑名单》《回家，回家》等20多个中篇小说作品，多是女性意识在料峭早春里萌发的第一点醒悟的芽苞，是新世纪女性作家提取的最生动的女性人物标本。“可岚把衣服穿好，把梁超的衣服递过去，说快点，咱们出去先看看哪儿有房屋出租信息，既然不好租，那提早行动总能赢的时间吧？梁超说都快一点了，上哪去看呢？梁超没动，可岚不明白梁超为什么那么懈怠。对于她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可岚一直是这种隐忍型的女性，梁超只好在木然中随她的意愿了。这两个人物的性格有相近之处，又有很大的不同。小说在这里暗示了可岚与梁超之间在后来腾伟出现之后的裂痕。李心丽与王安忆的“三恋”式、张洁的梦幻式和葛水平的现实型，又有不同了。相对男性作家而言，李心丽作为女性作家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与把握，感性直观多于理性思辩。在这种心理机制下，她的笔下爱与人性的描述更注重直观呈现，来强调人物的女性主体。

 

四

 

有人说，在复杂的现代立体世界里，任何事物包括人类，都是融入世界之中的。只有在盘根错节的多维立体关系网络中，才能界定某一个或某一类事物，才能阐释它的无限丰富的（不是单一的）本质与内涵。李心丽的《片上》共分为十个小节，3万多字，已经体现了她在文本中从容练达的恒定控制，一如现实生活本身。

年轻、自由写作者、都市女性、小资分子、无固定工作、前卫……这些特征与她有着迥然的区别，所以她的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地有着生活背景、文学意义等方面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构成了女性文学在新世纪的更多亮色，同时也是女性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再次，李心丽出生、生活的背景更贴近社会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她伴随着一个时代的发展而长大成熟。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心丽的《片上》就是解读当下现实生活中饮食男女小人物样态的独特标本。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里有过这样的阐述：“80年代，尽管也发生过一些文化论争，例如‘异化’、‘人道主义’、‘文化热’等，但在社会居主流位置的文化群体中，能够获得一种趋同的理解。但在90年代，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词，却是‘多元化’、‘个人化’等。”也就是文坛在众语喧哗中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对一些诸如“现代化”、“发展”、“历史批判”等认识，趋于分化了。

相对来说，诸多关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文化热点和文坛主流的话题，到了吕梁这一方厚土，则有了不同的演绎和味道。板凳要坐十年冷，小说创作也一样，必须耐得住寂寞。李心丽的小说笔下，充满了一种平和，一种清丽，一种恒定，一种温暖，总之，她一直在追求，一直在寻找。

返璞归真，归于脚下的土地，抒写农村，关注农民，是山药蛋派的传统。山西作家一以贯之的政治正确的追求，就是力求与城市化保持某种警醒的距离，建立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根据地而努力着。但就吕梁市而言，早有马烽、田东照、权文学，后来有常捍江、石舟、高丽萍、韩思中、马明高、李迎兵等作家的作品，作为某种参照系，使得李心丽的小说创作步入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境界。

2010年，《山西文学》头条推出了李心丽的小说《棉花在棉被里盛开》，依然的温情主义里，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李心丽笔下的人物总是在城乡之间摇摆不定，尤其在这篇小说中突出了一点，就是李月旺老两口与五个子女之间的关系，放大到一种更深层面的文化矛盾中来表现。比如农村的人情世故，与城里的待人接物比起来，简直是两回事情了。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展现以李月旺老两口对土地的眷恋之情，与住在城里的几个女儿之间在来来往往中产生的文明隔阂；一种是在这个表面的隔阂之上，仍然有着亲情，有着“棉花在棉被里盛开”的人性温暖。这后者就成为前者形而下的形而上的主要题旨了。小说之所以发在了头条，也正是肯定了李心丽敏感地注意到农村题材中人与土地之间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正是近些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大，由此乡土文明式微的真实写照。这一点，李心丽承接了赵树理那一代老作家对农村、农民和土地的朴实感情，并尽可能地用女性特有的优势，来细致真切地展现了乡土文明遭受到城市化冲击的尴尬处境。

李心丽的小说《鼠妇》为代表，依然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不能不说的是，李心丽自有其独特的感性视角，直入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更加自然随意，甚至对马秀梅这个小人物暗含了几许悲天悯人的情怀。李心丽不同于传统作者的那种交代和铺陈，而有了张爱玲《秧歌》里的那种女性敏锐的观察力和穿透力，完全是贴着人物写。李心丽比较有代表性的《棉花在棉被里盛开》已经有过这样的表达，可以说独辟蹊径。而《鼠妇》则是在《棉》的基础上又有局部的超越。《鼠妇》的优势不在于宏大和气势，而在于以局部和细小见长。小说并不是不可以有故事情节，而是故事情节一定要为人物服务。《棉》的故事情节不仅自然生动，而且比以往题材的写法更新颖，这是十分难得的。《鼠妇》则在小人物的心态上折射时代和社会，折射一个农民家庭的现实沉浮和命运起伏。结尾有这样一段：

 

又一个星期天，马秀梅在卫生间打扫，忽然看见一只钉鞋虫在水池下面爬行。马秀梅竟看着它发愣。它的背是褐紫色的，它的腿还是那么多。老太太的外孙女走过来，顺着马秀梅的目光看过去。她脱口而出，这是鼠妇，我们生物课上学过，不过我可是很少看见它，它是从哪儿爬出来的？

 

颇具意味的描写，看似与主题无涉，但却把马秀梅的真实生态折射出来了。这样的一种真实生态，集中体现了这种地域性和边缘性的特点。

读过李心丽的《鼠妇》，让人的心情在沉重中又有更多的释然。这种释然，就是所有小人物身上或许都有的一种坚韧和坦然。读李心丽的小说，你会想起铁凝甚至夏洛蒂·勃朗特、沃尔夫。从她早些年的《给筱鹿》里就灌注着一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激情，而到了今天，她已经涅槃出一个新的自己。

 

五

 

胡平在《魔法的综合》一文中认为：“非关联思维是文学思维的重要方式之一。它似乎表现为一种非逻辑的思维，因而带有较大的或然性。”我们在李心丽的小说创作中能够体会到这一点。从她的《师范女生》到后来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无不显示出这样行走的曲线。这样的曲线，体现着李心丽对题材内容和人物故事的关注，发展到对小说核心的关注。至少，我们在李心丽的小说文本中，可以感觉到一种纯文本的追求。

李心丽任职离石文联主席，繁忙的工作之余，依然笔耕不止。李心丽偶尔也写一点散文，比如《花木千年》与她以往的小说文本一样，力求恪守着纯文本的写作原则，排除任何异质和芜杂的成分，追求一种美文写作。她的写作更多具有率直和真性情的特点。唯美和理想化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在李心丽这里总是体现的恰到好处。

 

可以说这还是一片原始森林，一株树与另一株树之间，被采山货的人踩成了一条路，松枝与松枝纠缠在一起，在我们前行时，遮蔽住我们的眼睛，阻拦住我们的手臂，越向深处，越不好走，在它的腹地，小云顶山掩藏在其中。

 

李心丽在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心去探求。这种好奇，这种迫切，这种认真，体现到她的生活之中，更体现到她的写作之中。李心丽的诗歌富有灵性，而小说则在探索人性的秘密。在李心丽的纯文本追求中，能够感觉到她的呼吸，她的声音，她的脚步，她在空灵的文字中沉醉。

这样的纯文本追求，在《中国作家》2012年第10期上发的《钟小美》里有更加极致的发挥。我个人认为，这是她的小说优势，也是一种局限。难得的是这篇小说的人物故事都具有一种超然中叙述的张力。李心丽在小说文本中突显了网络时代对人们的改变，以及所有深陷其中的无奈和困惑。

比如这一段：

 

钟小美很喜欢过年的感觉，透过擦拭干净的玻璃，她看外面的楼房、窗户、树木都是新的，有一种清鲜而陌生的感觉，但又很温馨，让人生出一种宁静的幸福。

 

在李心丽的小说世界里，她是把自己的感觉放到人物那里面去。很多时候，她在抒写另一个想象中的自己。在那些万花筒的小说世界里，她可以编织与众不同的人生锦年，用想象力来推动人物命运的运转。

王蒙认为小说是“用艺术语言具体描写出来的各种细节的系列和组合”，所以说，一个新颖别致的细节，会改变小说的面貌，让读者深深记住，并能引起联想。我们在《悬着的愿望》里能够感觉到一种与《棉花在棉被里盛开》一般的现实关怀。农村生活，对于李心丽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她从小就与父母生活在一个叫西坡村的地方。那里给了她最初的生命记忆。尽管，李心丽长大之后，到了城里上学，然后上班，但她总觉得生命的根还生长在农村，生长在土地里。由于，父母至今还生活在农村，所以她的生活至今与那里有着天然的联系。《悬着的愿望》展现刘翠花一家搬迁的故事，来反映如今农村的现实，也与动迁和选举有关。小说的视角始终关注着刘翠花搬迁的事情上，先是对村长王栓马寄予希望，后来换选了，又感觉张根旺能够当选，于是又有了心猿意马的想法。她考虑的是自己危房搬迁之后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如何解决，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可是，结果是选举结束了，刘翠花一家的房租问题依然如故。小说从侧面真切地抒写了农村竞选中的一些细节，比如王栓马给每家发一袋面，张根旺就一家发一吨煤等。这类小说一反李心丽过去文字里曾有的那种诗化表达，只是更加贴近了艰难的现实，字里行间竟然有了几许苦涩的味道。

 

这煤号一发，自然张根旺就把王拴马比下去了，这是村委公开的福利，是张根旺去争取的，不是半夜送到门口的偷偷摸摸的一袋面，拥护张根旺的声音高涨。翠花在人群中，没有发表任何言论，要以往，她的热情高涨，她反对谁，她支持谁，为什么反对，为什么支持，她很乐意在人群中发表她的看法，今年，她本打算是要弃权的，她对选举这事没有以前的热乎劲了。

 

李心丽的小说，已经有了更多现实生活的实感和质感了。这些小说的选材和表达，都是一种不同的开挖。

就我个人而言，比较喜欢《过客》。这是李心丽在小说题材和关注点上的一个突破。主人公刘晓，京漂多年，但生活一直找不到着落。他的心一直在漂泊不定中找不到方向。

小说一开头就写：

 

刘晓对地理位置是没有概念的，单纯的从地图上看，他还能对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路线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抛开地图，凭空在脑子里想，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趟火车经过他的家乡。他从北京回家，或者从家里要到北京，大多时候坐的都是这一趟车，这趟车的时间比较合乎他的要求，上午十点十七分发车，下午五点多他就能下车了，他下车之后不必太着急，随便坐什么车可以回家或去单位。

 

这段描写，一下子进入到特定的情境之中，韵味一下子出来了。刘晓这个人物的原型来自真实的生活。至少，李心丽一边在通过想象来推演，一边通过真实的原型了解到很多主人公的生活细节，比如刘晓与父亲因为看电视的争吵、刘晓兄弟的意外离世、刘晓与恋人分手后自暴自弃的出轨行为，等等，都使得人物性格一下子鲜明起来。李心丽的《过客》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叙述态度的平静，叙述的细致，二是抽茧剥丝地揭露人物的内心活动，展现人物的命运起落。

 

他唯一的愿望是早点走，乘坐那辆从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普快，沿途经过那么多的城市和村庄，经过那么多的山脉和河流，走过那么长的道路，他就到达他要到达的地方，到达另一个遥远的地方。

那个遥远的地方，是一个属于他的世界，那儿，谁也不认识他。

 

小说的结尾这一段，与开头的描写，有了某种呼应。读到这里，我们会觉得既沉重，又有几分释然。

 

六

 

小说文本和人物情节之间的关系是水乳交融和密不可分的。李心丽的小说更重视某种感觉和氛围的营造。这是必要的。

我个人觉得李心丽的小说既有“再现”，又有“表现”，所以在她的文本里我们总能有所体会，有所收获。

单就女作家而言，随机举几个名字，如铁凝、王安忆、残雪、蒋韵、葛水平、林白、笛安、孙频等。我比较熟悉的颜歌，近年来出版多部长篇。《收获》2012年第5期发表颜歌的长篇《段逸兴的一家》，即能体会到一种写作代际关系不同所带来的冲击力。

李心丽已经有了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但首先还需要今后在小说中通过一连串的人物命运和内在联系的故事情节来强化人物形象的丰满度。很多小说大家，都能在小说的观念和视角上与众不同，从而把相关的人物命运推向极致。温情的力量是一个方面，还要有题材内容之上的感性维度和理性维度，要有开拓精神。

其次，李心丽的勤奋，也见证于她发表的诸多中短篇之中。她的感悟力，对生活的把握力，一定要在驾驭语言或者结构之上，挖掘人物和情节的内涵。这个也是关键所在。要找到一个支点，也是一个爆发点，过于四平把握，很可能影响到小说的精神内涵。

第三，线性叙述的铺张与时空交错的节制，强化细节的妙用，如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样扑朔迷离。当然，张弛有度，再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史诗感的追求，或许也是女性作家的一个瓶颈。

洞察小说的秘密，需要作家和研究者付出艰辛的劳动。有句老话，天才是住在语言的门口的。写什么和如何写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人物情节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作家用自己的“第三只眼”来深入到历史和现实之中，表现出作家的价值观和良心。

 （李迎兵，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多年担任鲁迅文学院辅导教师，已经发表文学作品300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