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外星人(之二)
作者:李迎兵
提要:也许,每个人的命运早已由上帝写好了脚本,我们现在进行
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断,而不是全部。也许我们无法掌握全部。
小眉在语言学院进修大本,考托福,想出国。她原来有一点花腔女高音的基础,后来就认识了一个家住石景山的三流作曲家。她先和一个自称为来访学者的德国老外好,后来和这50多岁却开歌厅挣了大钱的秃头作曲家更为志同道合。很长一段时间,她在德国老外和秃头作曲家之间周旋。不久,又有一个叫斧头的青春派诗人爱她爱得死去活来,并大声朗读他的诗《居住在我qq里的少女》。秃头作曲家妒火中烧,现场把一首为电视台一个节目写的歌曲进行了声情并茂的演唱。秃头作曲家开歌厅从来不以高高在上的老板自居,他说所有歌手都是他的兄弟姐妹,特别是对他们的要求从来不说一个“不”字。
“你们要天上的月亮、星星,我都能花钱让人给你们摘!说吧,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他还说小姐可以一个月吃两次麦当劳或肯德鸡,他给报。一旁倍受冷落和欺凌的男歌手听得怒火填膺。秃头作曲家喜欢领一帮“娘子军”,他永远是女孩子们的良师益友。
小眉刚来北京时,是个十分不错的女孩,保持了她家乡固有的那种纯朴的民风。一次,我和她谈起尤内斯库的《秃头歌女》什么的。秃头作曲家很有派头地坐在一边。后来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认为我说的“秃头”和他有关。他甚至认为我话里有话,把矛头还直接对准了他,使他为自己的秃头难堪。一年前,我对草儿说,我的前任女友小眉就这样毁在德国老外、秃头作曲家和斧头诗人手里。小眉就这样下落不明了。
我失恋后,去找老B诉苦。老B是一个专门制造谣言和揭人隐私的小报记者。市面上正在火的一本《××隐私》,便是他一手炮制出笼的。他说他认识几个类似小眉这样的女孩,现在都已发家致富了,有车有房有存款了。小报记者的口头禅便是“找卖点”。他对我说:你辛辛苦苦干一年,看稿看得头晕目眩,真不如歌厅小姐松一松裤带来钱容易,去做变性手术吧!中国男人活该是太监的命,足球便是明证。然后他又说:当编辑不如当小姐,当小姐不如当一只在老板床上扑腾的“鸡”。我不信这小子的鬼话。我开始学一点电脑什么的,譬如五笔字型的打法之类。我那时在大学里没学过这类东西。我相信傅总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要让编辑不坐班,一人一台笔记本型电脑,以后让大家享受到中国编辑最好的待遇。还是那句老话,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大家听了以后热血沸腾,干劲冲天。傅总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大家没日没夜地看稿、编书,废寝忘食地加班加点。
现在,我和草儿仍在路上走。去天坛先得换车。401路汽车到东直门,然后换地铁。等不上401路车,咱们坐小公共吧!我们后来还是用了月票,在车上一直站着。我在她身边多少有点不自在。手臂吊在半空真不好受,做引体向上倒是绰绰有余。我把空出的座位让给了她。她说,在车上容易犯困,她去外婆家常常就睡两三个小时。德胜门换919路。我问不怕坐过站吗?她说外婆家离919路终点站不远。她有时从学校走,有时直接从学院南路的她家走,她从小生长在外婆家。她说外婆家门前现在一定是草长莺飞的样子。那里还有全长7公里的龙庆峡。这一切让我有些羡慕。于是,我就吹嘘在秦市时曾经看到的海天一色。
你分配了,我一定会去看你。我说。那怕是真给小学生上课,我都喜欢。我就当个小学生吧。我喜欢毕生向儿童学习的毕加索。我拉了拉她,让她走路靠里边。没事,她常常一个人在路上走。我说,我知道,我是怕你把对面过来的车碰翻。我和她换地铁到崇文门,出站时便有些转向。前些日,她利用周末给一家公司当促销员,几乎整天在地铁里跑,车票能报。我站在她身边,如同她的守护神一般。你在想什么?她问。没什么。我说。我是你的守护神。我看着她在我对面坐着,两人相视一笑,然后都把目光投向了别处。我尽力打消想看她的念头,装作洒脱、随便的样子,事实上全部注意力仍在她那里。
我拉她出站。我总把她当孩子,一个20岁的大孩子。她说我头发长长的,倒真有点像幼儿园里的阿姨什么的。而且,我还别出心裁,穿了一件裤脚前短后长的开叉的牛仔裤,上面是《拯救大兵瑞恩》中米勒上尉及其小分队穿的U.S.BOMT恤衫。草儿的装束也很别致,给人的感觉是简洁、明快、干练。圆圆的脖颈是红丝线拴吊的一个什么吉祥物,很秘密地塞在蓝色的薄毛衣里。微微茁壮起来的小胸脯在耸动着,让人心驰神往。特别是头发修剪得很整齐,脸儿仍是那么白。脸上怎么像是被人咬过一口似的。我说。我轻轻在她的颊上用手指拭了拭。上次见她是夏天,而且还是晚上,没觉得怎么样。现在是经过了一个冬天,她的脸竟然像六月雪般夺目鲜亮。我想起那次在武汉抗洪救灾捐赠义卖活动时的情景,特别是武汉大学门口有一个卖花的八、九岁的小女孩,不停地拽我胳膊,叫我叔叔,让我给一起的大姐姐买朵六月雪吧。我喜欢六月雪。草儿说。
我记得我常常站到编辑部小院里看鹦鹉。它们只是在笼子里飞来飞去。笼里有小房子,一见生人,它们就会钻进去。它们的肤色(其实是羽毛)是一种鲜艳的黄绿相间,脑袋很灵活地转着,扑闪着翅膀。还有一对鸽子,灰灰的颜色,不怎么擅长飞了,就是在院子里也只是走来走去,或者干脆到个角落里长久地驻留着。它们没有鹦鹉活泼,也没有鹦鹉和睦。两只鸽子常常打架。这时,傅总会走出来劝架,给它们喂食。他用干净的碗配以干净的水以及特有的饲料来喂它们。他还喜欢金鱼、螃蟹和乌龟。傅总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院子里种了花草、蔬菜。其中有金丝荷叶、墨心菊、醉蝶、串串红、扁竹莲、六月雪、夜来香等。另外还有豆角、韭菜、水萝卜、油菜、南瓜等蔬菜。去年编辑部组织全体人员到天坛春游,那次便是傅总亲自带队。
我和草儿找到43路站牌,没几站便到了天坛东门,差点坐过了站。我看到窗外像是到了天坛的样子,连忙拽了她的胳膊,慌慌地飞奔着下车。售票的小伙没来得及看票,人已跳下了车。我去买门票,她在不远处等我。后来我无论去干什么,她都在等我,一个乖孩子的样子。门里停一辆豪华型旅游大客车。我们走到跟前时,车门打开,下来不少老外。草儿埋怨风大,早知这样就不来了。我说:看看人家老外!她说不想看,不和老外比,没法比。天气虽或阴或晴反复无常,但老外大多穿背心短裤,而且长得都很高大、结实。相形之下,中国人就精瘦矮小了许多,衣着却很厚实。来中国的老外没有多少钱,他们也许是他们国家的贫下中农。她说。
我第一次见草儿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那是一张略带稚气的小脸,扑面而来一种青春花季的芬芳气息。文化衫深蓝的底色上一只雪白的蝴蝶在跃跃欲飞,花裙子下是一双白色的旅游鞋。她的眼眸里有一种坚定和欣喜的亮色,而从话语里透射出一种灵巧,聪明和可爱。她的笑声在夜空里飘来飘去,十分动人。她把她所在的大学叫“袖珍大学”。夜色弥漫,热气仍很袭人。不远处水池里干干的。我说,没水了,水都跑到南方去了。草儿被这句话逗笑了。当时南方军民正在沿江两岸的堤上抗洪抢险,身边是石桌、石凳、石径、花草、树木,隔不远有一盏灯,显得颇有情调。我后来和她在丽都花园里蹬那种空中滑车玩。人在空中滑行,凉风拂来,便觉得有一种特别的舒畅与快活。夜色真美,一切都成了我们制造舒畅与快活的同盟军。
草儿给我念她写的一首诗:
小眉刚来北京时,是个十分不错的女孩,保持了她家乡固有的那种纯朴的民风。一次,我和她谈起尤内斯库的《秃头歌女》什么的。秃头作曲家很有派头地坐在一边。后来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认为我说的“秃头”和他有关。他甚至认为我话里有话,把矛头还直接对准了他,使他为自己的秃头难堪。一年前,我对草儿说,我的前任女友小眉就这样毁在德国老外、秃头作曲家和斧头诗人手里。小眉就这样下落不明了。
我失恋后,去找老B诉苦。老B是一个专门制造谣言和揭人隐私的小报记者。市面上正在火的一本《××隐私》,便是他一手炮制出笼的。他说他认识几个类似小眉这样的女孩,现在都已发家致富了,有车有房有存款了。小报记者的口头禅便是“找卖点”。他对我说:你辛辛苦苦干一年,看稿看得头晕目眩,真不如歌厅小姐松一松裤带来钱容易,去做变性手术吧!中国男人活该是太监的命,足球便是明证。然后他又说:当编辑不如当小姐,当小姐不如当一只在老板床上扑腾的“鸡”。我不信这小子的鬼话。我开始学一点电脑什么的,譬如五笔字型的打法之类。我那时在大学里没学过这类东西。我相信傅总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要让编辑不坐班,一人一台笔记本型电脑,以后让大家享受到中国编辑最好的待遇。还是那句老话,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大家听了以后热血沸腾,干劲冲天。傅总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大家没日没夜地看稿、编书,废寝忘食地加班加点。
现在,我和草儿仍在路上走。去天坛先得换车。401路汽车到东直门,然后换地铁。等不上401路车,咱们坐小公共吧!我们后来还是用了月票,在车上一直站着。我在她身边多少有点不自在。手臂吊在半空真不好受,做引体向上倒是绰绰有余。我把空出的座位让给了她。她说,在车上容易犯困,她去外婆家常常就睡两三个小时。德胜门换919路。我问不怕坐过站吗?她说外婆家离919路终点站不远。她有时从学校走,有时直接从学院南路的她家走,她从小生长在外婆家。她说外婆家门前现在一定是草长莺飞的样子。那里还有全长7公里的龙庆峡。这一切让我有些羡慕。于是,我就吹嘘在秦市时曾经看到的海天一色。
你分配了,我一定会去看你。我说。那怕是真给小学生上课,我都喜欢。我就当个小学生吧。我喜欢毕生向儿童学习的毕加索。我拉了拉她,让她走路靠里边。没事,她常常一个人在路上走。我说,我知道,我是怕你把对面过来的车碰翻。我和她换地铁到崇文门,出站时便有些转向。前些日,她利用周末给一家公司当促销员,几乎整天在地铁里跑,车票能报。我站在她身边,如同她的守护神一般。你在想什么?她问。没什么。我说。我是你的守护神。我看着她在我对面坐着,两人相视一笑,然后都把目光投向了别处。我尽力打消想看她的念头,装作洒脱、随便的样子,事实上全部注意力仍在她那里。
我拉她出站。我总把她当孩子,一个20岁的大孩子。她说我头发长长的,倒真有点像幼儿园里的阿姨什么的。而且,我还别出心裁,穿了一件裤脚前短后长的开叉的牛仔裤,上面是《拯救大兵瑞恩》中米勒上尉及其小分队穿的U.S.BOMT恤衫。草儿的装束也很别致,给人的感觉是简洁、明快、干练。圆圆的脖颈是红丝线拴吊的一个什么吉祥物,很秘密地塞在蓝色的薄毛衣里。微微茁壮起来的小胸脯在耸动着,让人心驰神往。特别是头发修剪得很整齐,脸儿仍是那么白。脸上怎么像是被人咬过一口似的。我说。我轻轻在她的颊上用手指拭了拭。上次见她是夏天,而且还是晚上,没觉得怎么样。现在是经过了一个冬天,她的脸竟然像六月雪般夺目鲜亮。我想起那次在武汉抗洪救灾捐赠义卖活动时的情景,特别是武汉大学门口有一个卖花的八、九岁的小女孩,不停地拽我胳膊,叫我叔叔,让我给一起的大姐姐买朵六月雪吧。我喜欢六月雪。草儿说。
我记得我常常站到编辑部小院里看鹦鹉。它们只是在笼子里飞来飞去。笼里有小房子,一见生人,它们就会钻进去。它们的肤色(其实是羽毛)是一种鲜艳的黄绿相间,脑袋很灵活地转着,扑闪着翅膀。还有一对鸽子,灰灰的颜色,不怎么擅长飞了,就是在院子里也只是走来走去,或者干脆到个角落里长久地驻留着。它们没有鹦鹉活泼,也没有鹦鹉和睦。两只鸽子常常打架。这时,傅总会走出来劝架,给它们喂食。他用干净的碗配以干净的水以及特有的饲料来喂它们。他还喜欢金鱼、螃蟹和乌龟。傅总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院子里种了花草、蔬菜。其中有金丝荷叶、墨心菊、醉蝶、串串红、扁竹莲、六月雪、夜来香等。另外还有豆角、韭菜、水萝卜、油菜、南瓜等蔬菜。去年编辑部组织全体人员到天坛春游,那次便是傅总亲自带队。
我和草儿找到43路站牌,没几站便到了天坛东门,差点坐过了站。我看到窗外像是到了天坛的样子,连忙拽了她的胳膊,慌慌地飞奔着下车。售票的小伙没来得及看票,人已跳下了车。我去买门票,她在不远处等我。后来我无论去干什么,她都在等我,一个乖孩子的样子。门里停一辆豪华型旅游大客车。我们走到跟前时,车门打开,下来不少老外。草儿埋怨风大,早知这样就不来了。我说:看看人家老外!她说不想看,不和老外比,没法比。天气虽或阴或晴反复无常,但老外大多穿背心短裤,而且长得都很高大、结实。相形之下,中国人就精瘦矮小了许多,衣着却很厚实。来中国的老外没有多少钱,他们也许是他们国家的贫下中农。她说。
我第一次见草儿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那是一张略带稚气的小脸,扑面而来一种青春花季的芬芳气息。文化衫深蓝的底色上一只雪白的蝴蝶在跃跃欲飞,花裙子下是一双白色的旅游鞋。她的眼眸里有一种坚定和欣喜的亮色,而从话语里透射出一种灵巧,聪明和可爱。她的笑声在夜空里飘来飘去,十分动人。她把她所在的大学叫“袖珍大学”。夜色弥漫,热气仍很袭人。不远处水池里干干的。我说,没水了,水都跑到南方去了。草儿被这句话逗笑了。当时南方军民正在沿江两岸的堤上抗洪抢险,身边是石桌、石凳、石径、花草、树木,隔不远有一盏灯,显得颇有情调。我后来和她在丽都花园里蹬那种空中滑车玩。人在空中滑行,凉风拂来,便觉得有一种特别的舒畅与快活。夜色真美,一切都成了我们制造舒畅与快活的同盟军。
草儿给我念她写的一首诗:
还有那两瓣玫瑰
吻红苍白的纸页
还有那春雨涟涟
淋湿了我的翅膀
冲淡了分离后的惆怅
这一切是那么短暂,简直稍纵即逝,让人不得不惆怅。人生究竟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就普通的人生而言,无非是用四分之一的命数成长和学习,用四分之二的命数靠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攒钱,用最后四分之一的命数花那一笔钱。我后来对草儿说,无论罗纳尔多的爆发力、巴乔的脚法、克鲁伊维特的抢点意识、德尼尔森的盘带技术以及齐达内中场组织能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挽救中国足球。中国人缺少一种团队精神,类似斯皮尔伯格的敬业精神、牺牲精神,一种成功的理念。光埋怨别人不行,光骂好莱坞电影是垃圾不解决根本问题。
老B有一天怀揣一首他刚写的诗兴冲冲地找我,题目是《我们都是外星人》。写得棒极了!他还告诉了我小眉现在的下落。小眉把德国老外、秃头作曲家、斧头诗人都撇开了,听说找了个导演,是个有名的“花导”,凡是他看上的女演员一个也不会放过。这位“花导”以前常跑到大学里骂好莱坞电影是垃圾,并扬言三年赶上和超过好莱坞。直听得大学生们热泪盈眶,巴掌都拍红了。一时间,“花导”成了大学生们心目中光彩照人的爱国英雄。事实上,这位著名的“花导”和不少每况愈下的企业老板一样,奉行的是谁和我上床我让谁上镜头,谁和我上床我让谁管理企业!以至于他们的电影越拍越糟,企业越搞越举步维艰。小眉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牺牲品。老B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所有努力,真比不上小眉的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应该为小眉的出息高兴和自豪才对啊。我听了他的话老半天没吭声。
天气一下子好起来,风停了。眼前的视野开阔了许多。祈年殿外的草地和树木给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天坛里的天,显得高远了许多。它建于142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祷丰收的地方。这里和黄瓦红墙的故宫不同,以蓝色为基调,象征殿宇均建于“天”中之特色。我和草儿在长廊里走,那里有许多打牌的退休老人。前面一个老外举起像机,把这一切摄入镜头。你看过西蒙德·波伏娃的《人总是要死的》这本书吗?打牌老人让我们觉得人衰老的很快,也许一转眼间,我们也是这样子。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
累吗?累的话,我给你背包吧。
不。我已经习惯了。
习惯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一不小心,人会变成习惯的奴隶。
有那么可怕吗?
不过,你背上包挺好看的。这是个好的习惯。
游人们向殿门口挤,都把脖颈伸了老长,想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样子。
那种海天一色的感受是无法言说的。海一直在我心中保持着一个悬念。热心的秦市人给我指路,在“秦始皇求仙入海处”,终于感受到了那种力量的冲击和荡涤。海浪似乎一阵比一阵勇猛,烦恼在随着这种勇猛的冲刷而一下子无影无踪。海亮晶晶的一片。漫天卷来的是海,铺天盖地的是海,汹涌澎湃的是海。于是,在天地人之间,因为有了海,才明确了某种对应的自然联系。就在那时,我觉得我爱上了海。
草儿在丹陛桥上走着。那中间的道是当年留给皇帝走的,她就从中间走。
何———海———!
方———草———!
何———海———方———草———!!
听到了我的声音吗?
何海,你过来找我吧!
两人在回音壁的两端开始了东西对话。回音深厚、响亮。有个大妈也和她女儿兴致勃勃地在壁前两端说起话来。我从东头去找西头的草儿。她高兴极了,一幅余犹未尽的样子。她的声音很像猫叫,从回音壁上传来类似于小猫的叫声。但她说更喜欢狗。小时她和哥哥养过一只狗。后来,狗死了。她便再也没养过什么。不过,她倒是很喜欢看卡通片里“猫和老鼠”的闹剧。
我在北京东郊一条肮脏的小河边散步,阳光柔和地洒在我身上,但没有找到一点陶渊明的感觉。草儿会爱我吗?我向着太阳将要落下去的地方走。附近有一些简陋的屋棚。几个在河边玩耍的脏兮兮的孩子,一看就知道他们的父母都是住在这屋棚里的外来民工。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更为艰难地蠕动和挣扎着。在天坛圜丘的天心石上,草儿和我一起站在那儿祈愿。她的脸上露出的笑涡,深深的打动了我。
我想起了死去的奶奶。在神话中,人死后,他们的灵魂就住在天上,透过云朵的缝隙注视那些还在人间的亲人。我说奶奶曾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也许,她现在正变成了一颗星、一朵云,望着我在人世中徒劳的挣扎和沉浮。也许,每个人的命运早已由上帝写好了脚本,我们现在进行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断,而不是全部。也许我们无法掌握全部。奶奶正在天上的某处注视着天心石上的我和草儿。
草儿就这样走了。她从天坛南门上了20路公交车。我想牢牢记住这一切,但无法改变时间和距离的一点点锈蚀、吞噬,那张美仑美奂的脸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在发生日食和月食之后,所有一切都会是重新落入俗套。多年之后,我也许真想不起来是否曾结识过这样一个叫草儿的女孩。
那天,阳光把我眼里的泪水打成白花花的一片。我注定了为这一切而感到悲伤。我不知道我后来是怎样离开天坛的,只记得天已经黑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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