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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种联系方式。但那种距离产生美感的说法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况你打电话还是要交费的，只听到声音而看不到身影，让人有一种完全不真实的感觉。
与其说为了增进友谊，渴望旁逸斜出的爱情，不如说为了发泄。当然必须找一个目标，无论合适与否，只要能找到，便不依不饶地穷追猛打。目标很多，让人眼花缭乱。我还是必须回到现实中来。我更多时候是不知所措，结果常常是坐失良机。我在生活的靶心上很少有击中的时候。可以说，我是一个拙劣的枪手。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我的感觉并不是这样，反正与宋歌的关系很难说清是属于哪一种。我不知道男女关系究竟有多少种。对于这一点，我总是一头雾水。我真的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生活中总是种瓜得出豆来，抑或种豆得出瓜来，让人啼笑皆非。宋歌有了未婚夫，宋歌什么时候有了未婚夫，这并不重要。关于浮筒的故事我也不想知道，我不奢望生活会发生什么奇迹。我来北京寻找什么呢？是所谓的理想，还是虚幻的爱情？我一无所知。
我觉得我和她似乎已经不在同一个时空里生活了。我们是这样格格不入。浮筒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浮华场所。宋歌为此得意洋洋。也许，我和她的直线距离是有限的，但心理距离是越来越远了。我没法不相信这一点。只是我总对她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以为她会改变态度。但其实是大错特错了。
我跑到了北京来，让宋歌感到意外。为什么不提前打一声招呼呢？她说让你留下来的时候你不留下来，现在谁也没让你来的时候你却又来了，你这不是跟人捣乱吗？她说我从来也没有按照她的愿望行过事，简直喜怒无常、神出鬼没。我猜你是在你那个穷地方混不下去了吧？甚至她说我更像一个隐形人。在这之前，我手头正好有一本理查得·雷蒙的小说《隐形人入侵》。她把我和隐形人联系起来有点不着边际。
我没有那么潇洒。我踏上了不归路，尤其刚刚从北京站出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美国阿波罗１１号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１９６９年的７月２１日首先登上月球的时候说，这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小步，但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一大步。而我在北京站则是相反。我的到来，对于整个城市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命运的车辆从此会走上新的轨道。我这样想的同时，更增加了义无反顾的决心和信念。
我知道首先是一个生存的问题。这一点，我在心理上已有所准备。我做好了打工的准备，但找不到活干怎么办？这使我在最后离开家乡的时候有一些犹豫。我和老校长早在前些时已经郑重其事地进行了告别，而后又在街上颇为尴尬地碰到了好几次。他问我什么时候走，如果不走可以再回学校去。我说很快就走，北京的聘书到了便走。我真是打肿脸充胖子，其实哪来的什么鬼聘书，我只是自欺欺人罢了。我心里毫无把握，那几天我见了熟人和朋友就有些抬不起头来。小学时候的同学炮子早几年就从邻县来到了离石永宁市场做生意。他现在成了大老板。怎么还在写小说？还没有老婆吧？听三三说你调到北京啦？三三现在去了地区文化局，刚刚离婚了。他说，她现在成了你的一个崇拜者。走时打一声招呼，弟兄们为你饯行！我说不必麻烦大家了，都很忙，我心领了。我没有再说别的，关于我走的消息越传越玄，我也只能将错就错了。大家佩服我的勇气，我觉得更有点像是赶鸭子上架了。前几年文人下海炒得那么凶，有点不正常。我充其量是一个步人后尘的打工者而已。走的那天，我就差尿湿裤子了，我不让人送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主要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狼狈相。我出走的形象还没有那么完美高大。
我和宋歌很长时间已不怎么联系了。我多半时候只能借助电话才能听到她的声音。我看不到她，但她的声音无所不在。我让她匪夷所思，是那个理查得·雷蒙笔下的隐形人吗？其实不是。但她说我是一个比撒旦还要恐怖的恶魔。她在电话里怒气冲冲，看来一点也不像是开玩笑。她甚至说她快要和浮筒结婚了。我感到了焦虑。她下了最后的通牒，给我三天的考虑时间，并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很快就半年过去了，我才想好和她重打锣鼓重唱戏。遭到浮筒的恶骂让人并不觉得十分意外，恰恰说明了命运没有对我另眼相看，比我在建国门附近一家餐馆打工时老板娘的刁难要好多了。浮筒让我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的恶骂对我来说是一次提前的预演。我将毕生感激他。由此，我那理性秩序和心理防线才得以在以后的一次次打击中没有完全坍塌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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