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幼儿园大班。

一日，父亲送我去幼儿园，估计是上班时间快到了，他急急将我送至幼儿园门口就离开了。当时，我已晚到。幼儿园门口已无家长送孩子，也无老师在接孩子了。

望着父亲急急远去的背影，我大概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这一刻，似乎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珍贵的权利，我也转身离去了。今天不用去讨厌的幼儿园了。

后来那一天我经历了什么，我已毫无印象，只是听说那天父亲去接我时，老师告诉他，我今天并没有来幼儿园，他吓呆了。好在那时没有拐卖儿童的，好在那时邻里之间都比较熟络，他们似乎很快就找到我了。

这次出逃的后果，又悲又喜。喜的是我真的从此不用再去幼儿园了，悲的是我天天被锁在了家里。父母早上去上班，中午回来吃饭，下午又去上班，整个白天，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唯一的陪伴是一个小小的洋娃娃。

一天的自由换来了几个月的“不自由”。

我之所以给不自由打上引号，是因为形式上的不自由，并没有给我带来感受上的不自由。虽然唯一的玩伴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洋娃娃，但正因为她没有生命，所以无法要求我必须这样，或必须那样，于是赋予了我极大的自由空间去想象和创造和她的互动。

我想象她是刚出生的宝宝，又哭又闹，一会儿饿了要吃奶，一会儿困了要睡觉。我又是喂奶，又是哄她睡觉，还要抱着她走来走去，忙得不亦乐乎。

我整日忙着做娃娃的妈妈，乐此不疲。待父母回家，我才又做回了六岁的孩子。

那段“不自由”的快乐时光最后以我提前上小学而告终。从此，我又进入了一切按部就班的轨道，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被分配进了一所医院，成了一名医生。

工作五年后，一日跟随主任查房，望着五十多岁的主任例行公事般地做着每次查房必做的一些事，我似乎突然看到了五十多岁时的我。我的心紧缩了一下，我问自己，这是我想要的生命状态吗？答案是否定的。于是，我又有了想逃离的冲动。

27岁的我，又做了一次6岁的我做过的事，不顾任何人的反对，从一家省级医院辞职了。之后没多久，我就成了真正的妈妈，每日陪伴儿子的快乐，真是无与伦比。

如今，我已经快五十了，做了五年的医生，十年的心理咨询师，二十年的妈妈。我最喜欢的职业还是做妈妈。

生命真的很神奇。六岁时，我已经做了我这一生最想做的事。

我听到周围很多人在说：我不知道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我想，答案也许早已藏在每个人的心里，只是社会赋予人的价值评判层层叠叠地将这初心掩盖了。